年齡較小的孩子，雖然學習負擔并不太重，但在自由時間的支配中，科學往往很難從花樣繁多的娛樂方式中爭得一席之地。
這一情況對于身處邊遠貧困地區(qū)、科教資源匱乏的留守兒童而言格外嚴峻。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研究員、知名科普作家鄭永春在廣西馬山等貧困縣支教時發(fā)現(xiàn)，當?shù)卦S多孩子沉迷短視頻平臺，最大的夢想就是有一天能成為網(wǎng)紅。而對于在應試教育體制中應接不暇的中學生，生物學家、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王宏偉則明顯感受到，相比起小學生，他們中許多人的好奇心已經(jīng)消失殆盡。 “他們常常不會問問題，也沒有意愿問問題。” 在 1月12日專門為青少年舉辦的騰訊青少年科學小會上，王宏偉介紹說。英國皇家化學會會士、無機化學家戴偉（David Evans）同樣在對高中生的科普中發(fā)現(xiàn)了這一現(xiàn)象，有學生告訴他，自己上了三年化學課卻連試管都沒摸過，覺得化學真無聊，直到看了他的實驗才對這門學科產(chǎn)生了興趣。正是基于這樣的現(xiàn)實，戴偉決定在快手上發(fā)布化學實驗短視頻，當“科普網(wǎng)紅”。戴偉表示，他希望孩子們能夠在一個他們熟悉的娛樂平臺，“偶然”刷到科學類的內容，心中埋下一顆科學的種子——即便不成為科學家也能夠逐漸養(yǎng)成寶貴的科學思維。同樣希望讓更多人能夠接觸到科學、擁有理性的思維，并傾盡全力的的還有鄭永春。鄭永春主要從事月球與行星地質的研究。從2004年開始，從線上線下的科普報告到科普文章、書籍的編撰，他以多種形式分享行星科學和太空探索的科學知識。2016年，鄭永春因“不知疲倦地向中國大眾進行行星科學方面的科普，并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國科學”，被美國天文學會行星科學分會授予卡爾·薩根獎授予鄭永春，成為獲得該獎的第一位華人科學家。當時接受媒體采訪時，鄭永春曾表示：為了科普，我要當網(wǎng)紅。這句話讓很多人感到震驚，尤其是同行內部。做科普是不是為了出名？為了掙錢？還是科研搞不下去了？如今，短短幾年過去了，中國科普的氛圍已經(jīng)大大改觀，年輕科學家普遍對科普、科學教育非常熱心，很多老科學家、甚至院士頻繁參加講座活動，甚至開始發(fā)自媒體文章、賣課。為科普做網(wǎng)紅，也沒什么可恥的。
近期 ，《知識分子》專訪了鄭永春，請他分享自己對于科學教育和科學普及的理解，以及在科普過程中的困境。
《知識分子》：科學教育是為了讓更多人喜歡上科學，成為科學家嗎？對于從事領域與科學并不直接相關的大眾而言，科學素養(yǎng)的價值是什么？鄭永春：科學教育不是萬能的，我們不可能讓每個孩子都喜歡上科學，如果目的是培養(yǎng)科學家或是讓更多人選擇科技類專業(yè)，那么從最開始就錯了。我認為人是一個綜合體，應當有四大方面的基本素養(yǎng)，即人文社會素養(yǎng)、理工科技素養(yǎng)、藝術審美素養(yǎng)，和動手實踐的能力。每個孩子的興趣與天賦都是不同的，需要一個培養(yǎng)與發(fā)現(xiàn)的過程。孔子的時代就在談有教無類，今天我們不應該丟掉這種思想。從前，我們推進全民教育普及的時候，工廠流水線式的培養(yǎng)效率最高，但今天我們已經(jīng)過了這個階段，要走向分類教育，讓每個孩子依據(jù)自己的興趣，選擇最合適的方向。這樣的背景下，基礎教育階段科學教育的目的就變成了讓每一個走出學校的人都能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yǎng)。這就像我們讓孩子學習繪畫與音樂不是為了讓他們成為畫家或音樂家，而是能夠在苦悶或平淡的生活中通過藝術感受到快樂與美。而科學素養(yǎng)對于大眾最大的價值，就是它能夠賦予人理性思維。以汽車銷售員為例，他并不需要參與研發(fā)汽車，但應該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車子好在哪里，并拿出油耗、防碰撞試驗、排放等等各方面的數(shù)據(jù)加以說明，而不是用蒼白的語言把它吹得天花亂墜。這對于整個社會運行效率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其次，理性思維也讓人可以更全面、客觀地評估身邊的每件事，減少詐騙案件的發(fā)生，使人趨向平和，避免極端事件的出現(xiàn)。所以，公民科學素養(yǎng)是一個社會變得更美好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但科學教育一定不是以培養(yǎng)科學家為目的。《知識分子》：你是如何產(chǎn)生對于天文產(chǎn)生興趣的？基礎教育階段的科學教育對你產(chǎn)生了怎樣的影響？鄭永春：興趣的養(yǎng)成可能在每個人成長過程中都因人而異。有些人是被一本書影響的，有些人可能被一個收音機節(jié)目感召，有些人可能是受到一次報告影響。比方說，我聽說潘建偉院士現(xiàn)在最得力的助手陸朝陽，就是因為潘建偉回高中母校去講座的時候，他覺得“哇大神來了，而且就是我們的校友”，認為自己努力也可以實現(xiàn)，后面就去了中科大，成為了一個量子力學領域非常優(yōu)秀的專家。我們航天和太空探索領域的從業(yè)者，有的人會說，小時候看到一本書叫《小靈通漫游未來》，覺得里面探索太空、坐飛船的想法很酷，后面才會成為一個航天領域的專家，這是有相當一部分的。對我個人而言，我上學時候特別喜歡地理類的東西，對各個省的地形、地貌、河流非常感興趣。后來又作為學校選拔出的三名代表之一參加了地理知識比賽，就覺得這個事情非常好。我接受中學教育已經(jīng)是近三十年前的事情了，但現(xiàn)在回想起來仍然覺得并不差，這可能和我們浙江地區(qū)重視教育的傳統(tǒng)有關。當年，我上的是當?shù)刈詈玫闹袑W，老師大部分也是浙江大學的本科畢業(yè)生，他們都非常敬業(yè)，不斷地去教孩子們，哪些不懂都特別歡迎去問他，他自己也非常努力回答。二三十年前那時候，我們就已經(jīng)有計算機課、有制作收音機的勞動技術課，還有美工課程。我覺得這些課程雖然對科學方法的教育是缺失了一點，但是并不影響教給孩子科學體系的完整。那時，我們學校里還有兩幅很大的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上邊寫著立足中國、放眼世界，就是這樣小小的校園科技文化，對學校的科學教育也非常有幫助。簡單的兩張地圖放在那里，孩子就可能覺得，雖然我們在山里，連縣城都沒去過，但是中國好大，世界好大，然后一下子就有了胸懷和氣度，會希望將來自己一定要去南美或者從新疆內陸去看看大海。那這些人將來成為海洋學家都完全可能。所以，有了自己這樣的經(jīng)歷，我現(xiàn)在特別愿意做一件事情就是給孩子寫書。我覺得在他們成長的階段，如果能有機會看到一些好的科普書的話，就有可能打開一扇窗戶，接觸到這個領域，甚至產(chǎn)生興趣。不一定每個人都會喜歡，但是我想總有一定的概率。《知識分子》：較不發(fā)達地區(qū)的孩子應該接受怎樣的科學教育？你可以具體談談嗎？當?shù)乜茖W教育受到哪些條件的制約？鄭永春：這個問題我還是很有發(fā)言權的。我在重慶上的大學，在貴州上了五年研究生，所以在西南地區(qū)待了十年。我發(fā)現(xiàn)，東西部之間的對比其實還是很明顯的。在貴州或者重慶很多的邊遠山區(qū)里面，對他們來講不是科學教育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教育的問題。即便學費已經(jīng)不是問題，但很多孩子家里非常窮，總是希望他可以帶小孩干農(nóng)活，來減輕家庭的壓力。對這些孩子來講，我覺得首要的問題還是讓他先有學去上，能夠上滿12年教育，他的人生就不一樣了。所以在這種落后地區(qū)，首要目的是讓他有機會來完成教育。接受更長時間的教育比什么東西都重要，雖然需要效率會低一點。在教學模式上，我們有時候想的很好，推出各種新穎的方法，但理想化的東西不一定是實用的。我們的教育體系非常龐大，內部情況各異，改革一定不能過于激烈。我去過廣西馬山、陜西銅川、青海海西州、安徽大別山等等偏遠貧窮地方的學校。我發(fā)現(xiàn)這些地方學校的硬件在國家資金支持下已經(jīng)不落后了，蓋起來了嶄新的校舍，電腦、投影儀、投影布可能都有了。但問題是，這些老師真的學會電化教學了嗎，他會做ppt嗎？他本人的素質能夠更新得上嗎？ 對學校來講老師有多大的眼界，多大的能力和水平才決定了這所學校學生的能力和水平。如果今天這門課還沒上過，就告訴你要中高考要考這個內容了，怎么可能呢？突然一個創(chuàng)新的教材出來了，盡管當時編得很好，但老師沒有培訓過，或者根本沒有能力消化，上不了課，就沒法用；學生也可能不適應新的上課方式。所以我想，對于那些地方的科學教育來講，如果能夠讓老師們充電提高 ，那么這個地方科學教育的水平也會提升。但是另外還有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注意到，這些地方老師“充電”的意愿可能比較差。在當?shù)貛熒葮O低的情況下，他們要上多門課程、開各種各樣的會、找家長、做心理工作，本身的工作壓力和強度已經(jīng)是非常高了。再讓他做考核之外的東西，雖然我們是好心，對他們卻是一種負擔。但總體上我贊成一點，就是對于大部分的中國的青少年，他是非常欠缺科學教育的，也可以做一些啟發(fā)式的教育，這會是有幫助的。但是不是實行這樣昂貴的、完全理想中的教育就會有效？我覺得現(xiàn)有的條件下可能是很難實現(xiàn)的。對于偏遠地區(qū)、貧窮落后地區(qū)的一些青少年，尤其需要加強科學教育。 對于受填鴨式影響著這一代的孩子，如果他們能夠享受到一縷科學教育的清風，對他們本身是非常有幫助的。《知識分子》：去年成都七中的直播班曾經(jīng)受到諸多關注與贊譽，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與技術手段，我們能多大程度解決欠發(fā)達地區(qū)科學教育資源匱乏的現(xiàn)狀？鄭永春： 我認為，人不是機器，而是一種感情動物，需要關懷和溫暖。父母的照護永遠不可能被AI所替代，老師也是一樣。學校里老師的教育，除了傳授知識，更主要的還有關懷學生的成長。真正去到邊遠地區(qū)，我們會發(fā)現(xiàn)有時候遠程的教育達不到效果。我也給某個科普單位上過遠程教育的課程，雖然總體上是有效的，但是你要說很有效也不一定。當時有70多所學校在線聽我們的課程，盡管我們做了精心的準備，但是對于當?shù)睾⒆右驗闆]有現(xiàn)場感，有時候注意力就集中不起來。經(jīng)常的情況是，你放你的視頻、他說他的事情。我相信如果我到現(xiàn)場去上課，他一定會被我吸引，但遠程就做不到。所以靠另外一塊屏幕能解決一點問題，但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我自己現(xiàn)在覺得它最關鍵的作用還是對于教師隊伍能力的提升。 科學教育亟待多學科聯(lián)動，科學家要深入教育系統(tǒng)賦能 《知識分子》：現(xiàn)實中，科學教育似乎還受到來自其他學科因素的阻礙。最近一位科普作家發(fā)現(xiàn)小學語文課文《帶刺的朋友》存在科學性錯誤。科學素養(yǎng)的培育是否不應局限于科學一個學科，還要更多地滲透到語文、歷史與英語各方面的教學中？鄭永春：這一點非常對。我目前參與教育的事務比較多，是義務教育階段課標修訂組的成員和小學科學教材的副主編。我深深地意識到一個問題，在中國我們有明顯的分科教育特色，這就會產(chǎn)生各管一攤，相互之間存在割裂的情況。因此，中國的科學教育理念僅僅靠科學課、科學老師是很難推動的。一方面，科學老師本身的科學素養(yǎng)和能力還需要一段時間來提升。另一方面，整個教育系統(tǒng)里，科學教育還屬于一個新生事物，語數(shù)外仍是最核心的內容。這種條件下，我們想把科學的內容滲透進去，就要靠語文老師、數(shù)學老師、英語老師來講科學。這個過程就需要科學家來介入，語文老師大多是中文系畢業(yè)的，想靠他們自己來改變很難，但如果科學家能夠專門編寫科學寫作、閱讀的教材與輔導材料，老師們也是非常愿意去推廣的。我接觸到的北京景山學校和南京十三中的語文特級教師都對科技很感興趣，認為能夠啟發(fā)學生的想象力、提升科學素質，但他們畢竟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很難搞得出來。同樣，歷史教科書中的科學史、中國工業(yè)與科技發(fā)展內容應該由誰來撰寫？我們的英語教材中當前主要是一些文學名著作品，但孩子們參加國外的劍橋或托?？荚嚂l(fā)現(xiàn)，里面有大量的科技閱讀材料，比如全球變暖、臭氧空洞等等，這些素材科學家也應該參與。所以，我認為目前科學家應該做的一件事情是，進入教育系統(tǒng)內部幫助編寫者一起提高科學素養(yǎng)，多增加一些科技素材。這些內容的選擇不能只靠語文老師來進行判斷。現(xiàn)在我們的小學語文課本里已經(jīng)有了四篇科技題材的文章，我的小孩也曾經(jīng)學習過。但其中的《月球之謎》這篇文章十幾年前就被人指出過有科學錯誤，卻一直沒人來幫助改正。既然已經(jīng)看到這個問題，就應該建立一條渠道，打通科學家和各科老師的聯(lián)系，讓前者能夠提供一些建議，把自己學科中核心的內容滲透進教材編寫中。我認為這種東西的影響意義非常深遠，因為一旦教材進行了更改，每個孩子就都要學，每個老師都要講，遠遠比我出去做一次講座使300-500人受益有影響。所以我現(xiàn)在覺得，科學家在科普工作上，更多還是要走到“幕后”，參與編寫教材、改寫課文，發(fā)揮更大的作用。《知識分子》：你此次參與編寫的小學科學教材有哪些特色？在與教育系統(tǒng)的合作中發(fā)現(xiàn)了哪些科學家參與的阻礙？鄭永春：這次我們教科版十二冊小學科學教材的編寫中就有十二名科學家參與，在51所學校進行了試教，預計將在全國范圍內投放給近3000萬的小學生使用。這套教材會告訴孩子們科學家是怎樣思考的、怎樣工作的，還原他們工作的本質，這些內容我想是小學老師很難寫出來的。我個人非常反對的一點就是對科學家的神化，刻畫出一種他們一定是高高在上、穿著白大褂使用尖端儀器的形象。相反，我們這次的課本里就會講到氣象學家竺可楨是如何長年累月觀察和記錄各種植物開花結果的日期、河流湖泊結冰和解凍的狀況，讓孩子們感覺到這些都是他們也可以完成的活動，科學并不是遙遠的。我們剛才談到的啟發(fā)式教學在這系列教材中也已經(jīng)體現(xiàn)得非常到位，與美國已經(jīng)幾乎沒有什么區(qū)別。比如講解水蒸氣時，我們會從生活中的案例出發(fā)，向孩子提問擦黑板的水到哪里去了，再做實驗把兩瓶水，一瓶敞開，一瓶蒙上塑料膜，分別放置，探討不同結果的原因。所以，在這份教材里，我覺得已經(jīng)不只是知識的灌輸了，而是有一個引導和探索的過程，讓他們能夠具備最基本的科學素養(yǎng)。關于阻礙，我自己覺得中國的教育系統(tǒng)還是有些不夠開放。我們的教師隊伍長久以來都是師范大學的學生，這個情況在國外就比較少見。綜合性大學里的教育學院與專門的師范大學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我覺得師范大學也要改革，變成綜合性大學中的教育學院，或者走向綜合化，使學生受到綜合的科學訓練與人文素養(yǎng)。在中國現(xiàn)在的情景下，一種比較好的路徑就是大量在理工科大學中招收優(yōu)秀的學生，進行教育學訓練，讓他們充實中小學的教師隊伍，這對我們國家科學教育水平的提升應當是最有效的一種措施，但目前進展還比較緩慢。 希望家長還孩子一個能“發(fā)呆”的童年，對前沿科技的教育要慎重 《知識分子》：PISA測試顯示，我國學生投入的學習時間強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即使小學階段家長也用各種補習或興趣班填滿著孩子的時間表。這樣超強投入的學習一定是好的嘛？鄭永春：我認為這是一個大的社會氛圍造成的，已經(jīng)不是教育的問題。家長覺得，讓自己的孩子閱讀大量中外名著，背誦單詞、做口算題是一件很有收獲的事情。但是，這不能是教育的全部，而且這當中許多教育是無效的、重復的勞動。比如說，我和科大訊飛團隊合作，他們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哪些數(shù)學題是孩子們最容易錯的，一百道計算題中錯得最多的可能就五道，但為了掌握這五道題，學生卻經(jīng)常需要以一百題為單位去練習。所以，今后在教育中引進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很精準地識別孩子薄弱的地方，提升學習效率，留出時間。剩下的科學探索類的活動，我認為也需要注意，它可能和藝術、音樂的課程有點像。上完繪畫班，孩子可以畫出一幅像樣的畫并不意味著就是成功，就是具有了藝術素養(yǎng)。首師大的一位老師就說，今后自己孩子學畫畫時候，一定不要教他怎么畫，這樣之后孩子今后就只會畫工藝畫，他可以畫得很像，但不是藝術，真正思想靈魂類的東西就沒了。這樣的教育反而會傷害孩子未來的創(chuàng)新性。這在我們科學研究里也是一樣的。我們中國人，一說到做科研就是先看大量的文獻，提煉出來別人做過哪些工作，還有什么沒做。這樣的方式，有好處，但也有壞處，那就是自己研究的突破性會不可避免得變弱，覺得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所以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很多工作都是在別人的基礎上修修補補，而少見石破天驚的東西。教育也是這樣的，當孩子學了大量的知識后，創(chuàng)新的東西也會越來越受影響。我接觸到很多中小學老師告訴我，現(xiàn)在的孩子啥都懂，但是確實不知道要干嗎。啥都懂的目的就是為了知道答案，顯示自己很厲害。我們在做科普報告的時候也會碰到這樣的問題，孩子會告訴我他知道這個，知道那個，但并不是為了探索什么，而是為了告訴我他什么都懂。《知識分子》：林群院士曾表示，我們現(xiàn)在的教育體系留給孩子們自由思考的時間太少了。也有很多人認為我們的孩子在受到學校教育后，反而逐漸失去了好奇這一重要的品質。對這些觀點你如何看待？鄭永春：我非常認同這種自由支配時間的價值。現(xiàn)在小學生的學的東西確實太多了，沒有自己發(fā)呆的時間，缺少一個可以回味一生的童年。回憶自己的成長經(jīng)歷，我認為我們這代人是有快樂的童年的。雖然物質很匱乏，但是可以下河捉魚，上樹掏麻雀，采野果子，有很多和大自然的山川河流打交道的機會。這樣快樂的童年能夠讓我們在長大后繁忙的工作中回憶起美好的事物，同時對大自然擁有感情，進入其中的時候非常放松與享受。但現(xiàn)在城里面的孩子就缺少了這種對大自然的感情，僅僅認為它是提供自己物資與能源的一個場所，而感受不到我們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們不明白長江白鱘這樣的其他物種和我們也是息息相關的，可能會導致某個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崩潰。而如果在長江邊長大，經(jīng)常親近自然的孩子，可能就會回憶起，他小時候曾經(jīng)吃過這種魚，或者覺得家鄉(xiāng)的什么東西沒有了很遺憾。這是我認為自然教育的價值。同時，對于一個人的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能力而言，發(fā)呆的時間是極為重要的。我們現(xiàn)在學習工作的節(jié)奏太快了，每個人都好像被捆綁在一輛戰(zhàn)車上，誰也不敢跳下來，好像一下來就會被拋棄掉。對科研人員也是一樣的，到了一定階段一定要想想人生究竟是為了什么，學會舍棄，不要迷失在各種帽子和大項目的申請上。《知識分子》：近一段時間，AI和量子等等最新科技概念在教育領域被炒得火熱，也有人工智能學者表示，現(xiàn)在課本中都是幾百年前的死知識，看不到與當前真實科研前沿的聯(lián)系，讓孩子們覺得無聊，不知道為什么要學，一定要把最新的科學進展提前帶到中小學課堂中。這些前沿知識對科學教育有什么意義？能夠獲得孩子們的接受嗎？鄭永春：我認為把最前沿的知識傳輸給學生要慎重。我不反對，但一定要慎重。現(xiàn)在前沿的知識變化得非常快、門類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高深莫測。不要說是中小學老師和學生，連科學家都很難追蹤到自己本方向外的前沿知識。這種情況下，我們把最前沿的東西帶給學生，他們可能很難消化，只記住了一串非常玄乎的名詞，比如模棱兩可地認為引力波就是一種輻射，所以我們要防輻射，連防輻射衣都開賣了，而量子力學和暗物質就是一種很神奇的東西。這樣最后可能反而會有一種負面的效果，就是讓孩子們認為科技是無所不能的，變得很激進。我想，賀建奎的成長過程中可能就是由于人文素養(yǎng)的缺失，導致對科技毫無敬畏，認為什么樣的事情都可以嘗試。人工智能類的東西大量放入到課程中，可能也會使孩子們天真地認為，我的父母、我的老師還不如機器人。那這樣我們還需要尊老嗎？還需要尊敬師長嗎？還需要友愛同學嗎？在孩子的成長中，他們可能對科技沒有成熟的判斷能力，就覺得這個東西很厲害。所以，我還是覺得最前沿的東西在教育中用起來要慎重。這些內容可以經(jīng)常以科普報告、科學家進校園的形式來展現(xiàn)，但它不能成為日常的課程。日常課程還是需要講，人類的知識體系是如何發(fā)展而來的，科技是如何發(fā)展到今天的。日心說、地心說雖然是古老的知識，但是講授中可以讓孩子們看到當時的科學家是如何突破宗教束縛，接近真理的，了解到知識產(chǎn)生的過程與波折反復。總結來說，我認為，科學方法、科學思想、理性的思維等等塑造三觀的東西是孩子們應該從科學課中學到的，前沿的內容在這個過程中也只是作為一個載體。 再談“為科普做網(wǎng)紅”：我是最底層走出的孩子，要做好表率與回報 《知識分子》：你為何選擇投入大量精力到科學教育中？鄭永春：我覺得這和我的成長經(jīng)歷是有關系的。我是從中國最底層成長出來的，一旦自己有能力做到這個階段的時候，就會想到我的家鄉(xiāng)、我生活、學習過的地方，那里還很落后，孩子們可能一輩子也沒有機會來接觸科技類的東西，尤其是我們天文航天這一塊。這就使他們的成長會失去一種可能性，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航天專家，就這樣被剝奪了。這些孩子能夠看到的只是日常周圍的世界，而對于更大的，尤其是太空、宇宙的世界則沒有了解。這也會使孩子的世界觀、價值觀變得十分局限。到了廣西馬山這樣偏遠落后的地方，我們就看到很多農(nóng)村孩子不明白為什么要學習，一心想盡早出去打工或者做直播當網(wǎng)紅，包括社會上好多人只認可金錢的價值，這其實是因為他們沒有接觸到更大的世界。把科學講給這些地方的孩子，至少有一定概率可以幫助他們打開一扇大山之外的窗，擁有更廣闊的心胸，意識到可以做出更大的事業(yè)，并慢慢地改變。所以在我選擇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我的評價標準就是要做那些能夠影響這個世界、影響社會、影響更多人的事情。也有的人會認為這是癡人說夢，非常困難，但我覺得總歸還是要有一些這樣的想法，做出一些努力。有一句話叫，“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我覺得讓中國更多人能夠接觸到科學、擁有理性的思維就是我的初心。現(xiàn)在回憶起2016年時我曾經(jīng)說過“為了科普，我要當網(wǎng)紅。”那時候大家都很震驚，因為沒有科學家會說出“要做網(wǎng)紅”這種話，曾經(jīng)做科普最大的阻力之一反而是同行內部的評價。其他科學家會認為，你做科普是不是為了出名？為了掙錢？或者自己科研搞不下去了。這也是正常的，人對新鮮事物的接受總歸要有一個過程，我認為我們接受的速度已經(jīng)比美國要快了。短短幾年過去，我們科普的氛圍就已經(jīng)大大改觀了，年輕科學家普遍對搞科普、科學教育非常熱心，即便自己工作很忙。老科學家、甚至院士頻繁參加講座活動，甚至開始發(fā)自媒體文章、賣課，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對我個人而言，一直以來這么賣力也是因為，我認為自己作為一個從底層出來的人，應該做出回報與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