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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邸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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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1912年初，最敬愛的老師列別捷夫死的時候，并沒有直接的記錄提到拉扎列夫的心情。但可以想象，死亡終究是件不幸的事，過早的死亡尤其如此。然而，人死不能復生，生活還得繼續(xù)，況且馬上戰(zhàn)爭就要來了，將來怎么樣，誰也說不準。

拉扎列夫（左）與列別捷夫（右）（圖片來源：參考資料4）。

說起來，拉扎列夫雖是列別捷夫的弟子，但卻不是純粹的物理學家，他的醫(yī)學教育背景讓他的興趣聚焦在生物和物理交叉的領域。

1896年，17歲的拉扎列夫進入莫斯科大學醫(yī)學系，在給醫(yī)學生開的物理課上，他第一次見到了30歲的列別捷夫——身材勻稱，年輕而英俊。那時的列別捷夫回國才5年，雖然寄身于其他教授的實驗室，空間狹窄，設備簡陋，但沒有妨礙他做出世界一流的結果。

拉扎列夫后來回憶，列別捷夫給他的第一印象如此強烈，以至于第一次交談，他顯得話都說不利索——

“首先讓我驚嘆的是他的熱情和善意，這在醫(yī)學院其他教師那里是很少見的。當我第一次帶著與他的課程無關（雖然涉及物理學問題）的事情去請教他時，彼得·尼古拉耶維奇不僅告訴我所有需要的東西以便更深入地理解這個課題，還給了我大量其他指示，并請我在需要時去找他?！?/span>

升入高年級后，除了偶爾參加列別捷夫主持的小型研討會，拉扎列夫與這位老師的接觸并不多。做了5年的醫(yī)學生后，1901年，拉扎列夫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獲得醫(yī)師職稱。次年，他通過了醫(yī)學博士學位考試，被任命為某耳鼻喉科診所助理，并負責管理該診所的聲學實驗室。

如果照著這個軌跡發(fā)展，拉扎列夫理應成為一名醫(yī)生。然而，不久后，他的命運發(fā)生了轉變。

沒有系統(tǒng)地上課，僅靠自學，拉扎列夫在1903年通過了數(shù)學物理系全部課程的考試，獲得頭等文憑，同年，他受醫(yī)學院派遣到德國斯特拉斯堡進修（列別捷夫也在此地留學，曾高度評價其物理研究所的水平），做的是物理學方面的博士論文。為何他似乎是突然轉向了物理學？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他在這一年開始系統(tǒng)地參加列別捷夫主持的研討會，并被深深吸引。對于這個研討會的魔力，拉扎列夫回憶道——

“從一開始我就驚訝于列別捷夫以何等的耐心傾聽年輕物理學家們的陳述，他們有時堅持的顯然是錯誤的觀點。這個特點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贏得了青年對列別捷夫的好感。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初學物理學者群體，其中后來走出了許多非常有價值的科研工作者。”

然而，拉扎列夫只在德國待了一年，1904年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作為醫(yī)生，他不得不返回祖國。起初，他還在聲學實驗室，很快就轉入到列別捷夫的實驗室。

由于其醫(yī)學背景，拉扎列夫的物理學研究并不“純粹”，他更多地聚焦在生物物理方面。他沒有像很多列別捷夫的學生，延續(xù)老師的路徑，這多少還是有些意外的。

事實上，列別捷夫一開始對化學和部分數(shù)學的了解非常膚淺，存有偏見，但拉扎列夫在研討會上不斷評述物理化學方面的文章，做一些有趣的報告，逐漸改變了列別捷夫對化學的看法，“最終他不僅與化學和解了，甚至迷上了一些化學問題，夢想將它們歸結為物理學問題”。漸漸地，列別捷夫不僅對物理化學問題感興趣，而且對廣闊的生物物理學領域也產(chǎn)生了興趣。

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列別捷夫已經(jīng)完全放手并對拉扎列夫的研究給予厚望。就在列別捷夫死前兩年，也就是1910年初，在海德堡的他收到了拉扎列夫即將發(fā)表的文章，是關于感覺器官興奮理論的。他回信建議拉扎列夫重寫文章——

“這篇文章，不是現(xiàn)在，而是將來應該成為生理學中的經(jīng)典，因此不要吝惜勞力，要把它打磨成經(jīng)典，以便將來生理學教科書的作者能夠逐字抄錄它?！?這篇文章應該開創(chuàng)一個學派，我看它的價值不在于解釋個別事實，而在于其方法論，在于生理過程不僅得到了定性的，而且得到了定量的解釋。這是注定帶來春天的第一只燕子?！?/span>

也在這一年，拉扎列夫在莫斯科通過了其碩士論文《論固體與氣體邊界處的溫度躍變》答辯；兩年后，他在華沙完成了博士論文《可見光譜中涂料與顏料的衰減——光化學作用定律的實驗研究》的答辯。

之所以改到華沙答辯是因為1911年發(fā)生的那件高等教育界臭名昭著的事件。年初的時候警察鎮(zhèn)壓罷課學生引發(fā)莫斯科大學抗議，當時的教育部長解雇了其大學校長及其助理。之后，124名教授和副教授憤而辭職，其中包括45歲的列別捷夫和33歲的拉扎列夫。經(jīng)此打擊，本來有心臟病的列別捷夫第二年就去世了。

就這樣，拉扎列夫接過了衣缽，他沒有辜負老師的期望，1919年他領導建立了蘇聯(lián)第一個生物物理研究所，之后這個研究所繼續(xù)催生了許多其他的生物物理研究機構。他的確是春天的第一只燕子。

在米烏斯卡亞廣場的生物物理研究所大樓，后來在1934年夏科學院整體從列寧格勒搬遷到莫斯科后成了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也就是列別捷夫研究所的所在地，完成了生命的輪回。（圖片來源：參考資料4）

話說回來，這個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發(fā)展除了師徒的努力，還有一位“貴人”相助。

因為在1911年這一年被趕出了大學校門，列別捷夫在9月份國外治病歸來后，就開始借用私人捐助推動建立一個新的物理研究所。他甚至已經(jīng)幫助規(guī)劃了研究所的新大樓，但大樓還沒完工，他就去世了。后來，在弟子拉扎列夫的監(jiān)督下，這個物理研究所的大樓于1917年1月1日落成開放，地點在莫斯科的米烏斯卡亞廣場（Miusskaya Square）。

大樓落成后的兩個月，在新一屆院士選舉中，39歲的拉扎列夫當選為院士。提名他的專家來自各個領域，有生理學家巴甫洛夫（ I.P. Pavlov），數(shù)學家和力學家克雷洛夫（A.N. Krylov），數(shù)學家斯捷克洛夫（ V.V. Steklov），礦物學家、地球化學家和環(huán)境學家韋爾納茨基（ V.I. Vernadsky）以及化學家 N.S. 庫爾納科夫（Kurnakov）。獲得如此多學科的院士提名，一方面說明其研究跨越了很多學科；另一方面，或許也是眾多院士的一份厚愛，希望拉扎列夫可以延續(xù)列別捷夫開創(chuàng)的學派。

在1917年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后，拉扎列夫并未表現(xiàn)出抵觸。相反，他與政府官員，如衛(wèi)生人民委員謝馬什科（N A Semashko）、工農(nóng)紅軍總參謀長圖哈切夫斯基元帥（M N Tukhachevskii）關系友好。蘇維埃政權開始尚不穩(wěn)固，各方面的反對力量依然存在。在1918年8月的時候，發(fā)生了戲劇性的一幕，列寧被社會革命黨成員卡普蘭（Fanny Kaplan）開槍打傷。

為了治療列寧的槍傷，一個特別委員會設立了，謝馬什科為主席，并招募了最好的醫(yī)學專家。在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上，大家一致認為需要用X光來確定子彈的位置，判斷損傷的類型以及程度。

作為委員會成員的布魯耶維奇（V M Bonch-Bruevich）在回憶錄中寫道——

“1918年9月7日晚7點。列寧的身體狀況允許他今晚接受布多諾夫（Budinov）醫(yī)生進行的X射線檢查。決定進行胸部射線照相，使用非常沉重的移動式倫琴裝置。我不得不請紅軍戰(zhàn)士在他們中間挑選四名最強壯的，將這個沉重的設備靜靜地運到列寧住的那個狹小擁擠的房間……”

此次獲得的X光片雖然質(zhì)量很差，但總算了解到組織損傷的情況以及子彈位置。

德國的倫琴在1895年發(fā)現(xiàn)X射線后，很快就應用到了醫(yī)學上。沙俄也在第二年就造出了第一支X射線管，第三年軍事醫(yī)學科學院就已經(jīng)開始對患者進行常規(guī)檢查了。一戰(zhàn)期間，拉扎列夫還為軍隊組織了一個裝在卡車上的移動X光室。然而，當時的X光裝置中，高壓變壓器還很脆弱，結果到了1918年年中，飽受戰(zhàn)爭和饑餓摧殘的俄國幾乎沒有了可用的X光裝置。但恰好拉扎列夫的實驗室有一臺功能正常的X光機，所以就用這臺機器給列寧拍了片。

這次治療使得列寧對拉扎列夫的研究所產(chǎn)生了興趣。據(jù)委員會成員羅扎諾夫（V N Rozanov）回憶——

“檢查結束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編者按：列寧）希望在拉扎列夫帶領下參觀研究所。這次訪問非常短暫，因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一進入存放庫爾斯克（Kursk）磁異常材料的房間，就請拉扎列夫給他講講這個現(xiàn)象。他聽得非常認真，似乎完全沉浸在故事中。離開研究所時，他請拉扎列夫隨時告知該領域的進展?！?/span>

拉扎列夫曾在1918年參與調(diào)查庫爾斯克的磁異常，這項工作被視為新政權形成初期地球物理學的重大成就，盡管僅僅是一項技術性的工作。

在列寧參觀完研究所后，拉扎列夫的學術地位和科學院對生物物理學的關注都達到了頂峰。不久后，1919年，X射線學研究所和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拉扎列夫擔任所長。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所在地就在物理研究所的大樓。

多年之后，伊萬尼茨基（G R Ivanitskii）在其紀念拉扎列夫140周年的文章中寫道：“因此，蘇聯(lián)生物物理學的誕生不應追溯到巡洋艦阿芙樂爾號的歷史性炮擊（正如官方媒體所稱），而應追溯到范妮·卡普蘭的槍擊?！?/span>

1917年，除了十月革命帶來的政權更迭，也是拉扎列夫職業(yè)上的一個重要年份。如上文所述，在莫斯科米烏斯卡亞廣場的物理研究所大樓在元旦這天啟用，他擔任所長；3月份，他被選為科學院正式院士；9月，他又接受了一項新的任命，擔任位于圣彼得堡的科學院物理實驗室主任。在之后長達4年的時間里，拉扎列夫兼任這個所的主任，直到1921年，該物理實驗室與同樣屬于科學院的數(shù)學研究室合并為物理數(shù)學研究所，由數(shù)學家斯捷克洛夫（V A Steklov）擔任所長。

與1930年代科學院成為蘇聯(lián)最為重要的物理研究中心不同，在此之前很長時間里，其物理研究，除了地震學和天文學，幾乎是乏善可陳。1930年代之前的物理學中心除了已經(jīng)遭到毀滅的莫斯科大學的列別捷夫學派，主要的是位于圣彼得堡的國立光學研究所（GOI）、約費物理技術研究所。1922年成立的鐳研究所雖隸屬于科學院，但分了三個部門：物理、化學以及地球化學和礦物學，其所長維爾納茨基（V. I. Vernadskii）是位地球化學家。

約瑟夫森在其《革命時期俄國的物理學與政治》一書中寫道——

“科學院由彼得大帝于1725年創(chuàng)立，是一個極為保守的機構，長期由人文學者和傳統(tǒng)的年長學者主導。在1890年至1917年間當選為科學院正式院士的70人中，只有28人來自自然科學領域；而到1916年為止，科學院中僅有7位來自物理學或數(shù)學的院士。”

有意思的是，科學院的這個物理研究室或者所，其歷任主任也都是著名的學者，但他們顯然沒有為其發(fā)展投入過太多精力。拉扎列夫也是如此，他的重心還是在莫斯科的生物物理研究所。

當然，還有另外一重因素，在拉扎列夫當科學院物理實驗室主任的四年間，俄國經(jīng)歷了一戰(zhàn)和內(nèi)戰(zhàn)，可以說是最為動蕩和黑暗的歲月，能活著就已經(jīng)很好了，談論任何的發(fā)展都顯得過于奢侈。時任科學院秘書的奧爾登堡（Ol’denburg）在1919年8月15日給拉扎列夫的信中寫道，在科學院當下的凄慘境況中，“死亡正在大面積收割生命”，籌辦葬禮與追悼會一度成了這位秘書的沉重負擔，在一次追悼會的致辭中，奧爾登堡描述道——

“研究俄國科學史會令人產(chǎn)生一種悚然之感。宏大的規(guī)劃、深邃的思想、罕見的天賦、閃耀的才智乃至持之以恒的努力——這一切都不乏其例。但人們旋即意識到所有這些如何戛然而止，（看到）永無續(xù)篇的”首卷”與排成長列的“創(chuàng)刊號”……構成未竟計劃與希望的巨大墳場。年輕的俄羅斯科學雖僅二百余年歷史，死亡名錄卻已如此漫長。”

的確，在這段至暗歲月中，饑餓、寒冷、疾病無情地吞噬著生命。以科學院所在的彼得格勒為例，這座戰(zhàn)前200萬人口的大都市曾銳減到72萬人。一位流亡者后裔、社會革命黨人對1919年1月的彼得格勒描寫道——

“我們踏入了凍土死寂的世界。芬蘭車站積雪閃爍，空無一人......涅瓦河上筆直的街道與橋梁，覆雪的冰面，如同被遺棄的廢墟。在這片靜默的荒原，只是偶爾，有戴灰兜帽的枯瘦士兵或披頭巾的婦人，如幽靈般掠過。”

作為知識精英的院士也無法幸免。

1917年科學院41位正式院士中，1918-1920年間就有超過三分之一離世；另有11位名譽院士和35位通訊院士也在此間去世。而作為前朝的“資產(chǎn)階級”專家，即便躲過了死亡，許多人也遭到了逮捕或強制勞動，住宅被占用和搜查，貴重物品和銀行賬戶，有時連罐煤油或私人藏書都被沒收。

這個時候的拉扎列夫或許也在想，假如老師還活著，會不會也難躲過死神的鐮刀？

20年代通常認為是蘇聯(lián)物理發(fā)展的黃金時期，日后的許多成就都可以說是那時奠定的。在列寧新經(jīng)濟政策的刺激下，老一輩努力爭取和政府的合作，獲得資金后用于研究所的建立和發(fā)展，用于培養(yǎng)新生一代的物理學家。此時的政府，對待科學和科學家，尚持有寬容態(tài)度。但進入30年代，隨著斯大林掌握政權，蘇聯(lián)的政治和社會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

1931年3月5日晚，拉扎列夫突然被捕，成了早期被逮捕的知名科學家之一。這個時候，清洗才剛剛開始。5月16日，人民衛(wèi)生委員部發(fā)布命令，拉扎列夫被免去了X射線研究所所長、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長、莫斯科電機工程學院物理系主任的職務。

正如很多蘇聯(lián)時期的案件一樣，拉扎列夫為何被捕也是撲朔迷離，很多后人也只是做一些推測，并沒有確切的答案。

1927年，在柏林舉辦的俄羅斯科學周上，拉扎列夫與波爾、愛因斯坦在一起。（圖片來源于參考資料1。）

照理說，拉扎列夫是不太可能遭此厄運的，一來他是有國際聲譽的資深院士，這本身會是一種“保護”，讓官方在拘捕他時不得不有所考慮；二來，他從事的生物物理，并不是人文學科，在官方眼里是“有用”的學問；第三，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拉扎列夫對于蘇維埃的態(tài)度是積極合作的，就像上文所說，他還治療過列寧，他與衛(wèi)生人民委員謝馬什科關系很好。另外，在前述科學院秘書奧爾登堡致拉扎列夫的信中，曾提及科學院內(nèi)部盛傳莫斯科已決定直接頒布法令廢除該機構，且無需進行任何討論，他懇請拉扎列夫動用其與官員克拉辛（Leonid Krasin）的交情來爭取列寧的支持。

據(jù)伊萬尼茨基的說法，拉扎列夫的被捕首先是和1929年1月的那次院士選舉有關。事實證明，那次選舉無論從組織，還是宣傳上都是科學院有史以來被干預、甚至是被操縱得最為嚴重的一次。當時，科學院的選舉委員會已經(jīng)在“壓力”下批準了所有的候選人，但在1929年1月12日的全體大會時，3名共產(chǎn)黨員候選人卻意外落選——在不記名投票時，用巴甫洛夫的話說，參會者“投了良心票”。

以奧爾登堡為首的科學院領導層卻無比驚懼，擔心釀成大禍。他立即召集科學院主席團，請求人民委員會授予此前從未有過的“權力”——重新選舉，并允許新當選的院士參加。人民委員會批準了。

重新的選舉在2月13日舉行，79名院士中只有54名出席，缺席的人大都稱病，最終選出了“符合預期”的結果。投票后，大會舉行了傳統(tǒng)的年度會議，總結科學院在1928年的主要成就，在媒體的報道中，奧爾登堡說，“‘我們’（老院士）和’他們’（共產(chǎn)黨員）之間的界線已不復存在。（現(xiàn)在）只有’我們’?！?/span>

但很顯然，奧爾登堡代表的科學院官方立場并沒有得到院士們一致贊成，比如巴甫洛夫就是其中最為激烈的反對者。據(jù)伊萬尼茨基，拉扎列夫同樣反對為初次未能當選的共產(chǎn)黨員進行第二次投票，認為這違背了其章程。因為這次的‘反對’，他受到了國家政治保衛(wèi)總局（OGPU）的警告。

第二件觸發(fā)拉扎列夫被捕的是他的有關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的講座。在這個講座后，發(fā)生了一系列的告密事件。

拉扎列夫被捕后，他在可能是應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的要求下，寫了一個“我的政治信條”，用于解釋其立場——

“在仔細研究了恩格斯的原著及其后續(xù)發(fā)展后，我得出結論，作者的這部畢生之作僅因其名而可能有趣。他的學說沒有帶來任何新東西，將來也不會帶來任何新東西。我試圖用一系列例子來證實我的這一信念。我的觀點得到了西歐許多著名科學家的認同，例如愛因斯坦。因此，很自然，我的研究僅僅滲透著物理化學的精神，其中沒有辯證唯物主義的容身之地。這一陳述不僅適用于我的科學工作，也適用于我編寫的教育課程。我相信對學生來說，了解事實是最重要的，因為他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了解其哲學背景。因此，與其他共產(chǎn)主義作者（例如季米里亞澤夫）不同，我沒有在課程中加入基于辯證唯物主義公設的論證?！?/span>

除了這最為重要的兩點，季米里亞澤夫對拉扎列夫尖銳且時有侮辱性地批評，也損害了他在官方心目中的形象。最后，作為國際知名的學者，他時常出國講學，并與外國科學家有大量的通信，這也為秘密警察尋找所謂的“間諜活動”提供了“蛛絲馬跡”。

后來在學術界同仁的呼吁下，拉扎列夫在同年的9月由監(jiān)禁改為流放；次年2月，他還進一步被允許返回莫斯科，但妻子已經(jīng)與他陰陽相隔了。他的妻子在丈夫被捕后拜訪秘密警察，并三次去見了謝馬什科求情。在最后一次會面中，謝馬什科告訴她，你丈夫的案子會持續(xù)很長時間。后來又有傳言，說拉扎列夫將被流放，她會被驅逐出境。6月13日，奧爾加（Olga Aleksandrovna）上吊自盡。

家已經(jīng)沒有了，拉扎列夫自己的健康和聲譽也遭到了毀壞。雖然他還能繼續(xù)工作，但作為曾經(jīng)的“人民公敵”，他已經(jīng)成了一頭受傷倒地的獅子，即使毛驢也能踢他幾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