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諾獎精彩解讀：人類終將跑贏病毒，相信我們能戰(zhàn)勝新冠
整理 | 葉水送、湯佩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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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晚，《知識分子》聯(lián)合騰訊新聞對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進行直播和解讀。清華大學醫(yī)學院祁海教授、北京大學分子醫(yī)學研究所劉穎研究員、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李毓龍教授針對諾貝爾獎文化以及今年的諾獎等問題進行解讀。
主持人：歡迎大家收看由看看新聞、騰訊新聞以及知識分子聯(lián)合推出的疫情年的科學力量，2020年諾貝爾獎特別報道系列直播。今年是比較特殊的一個年份，可能很多人會把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與救命關聯(lián)起來。祁海老師，您是做免疫學方面研究的，您覺得諾獎的評選和今年的全球緊急衛(wèi)生事件關聯(lián)有多大？
祁海：我先說一點，我覺得今年的諾獎跟疫情的關系可能不會太大，諾獎提名應該在2020年年初就已經(jīng)確定了，那時候疫情剛剛開始。當然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同醫(yī)學、治病救人還是非常有關系的，所以歷史上有非常多的獎是直接和救死扶傷是有關系的，比如說第一屆諾貝爾獎，也就是1901年給了Emil Von Behring，他是德國人，發(fā)明了血清療法，當時他用動物血清來治病，就是我們說的百白破?，F(xiàn)在新冠也用血清療法，適合用恢復期病人的血清來治療，實際上原理是一樣的。
主持人：劉穎老師，您所從事的這個研究領域，有哪些學者之前獲獎的例子？
劉穎：諾貝爾獎一方面關注治病救命領域，一方面關注我們自身，這個獎本身其實是在鼓勵人們對生命科學，對生命的理解和探索。我做細胞生物學相關的研究，細胞自噬曾獲得諾貝爾獎，去年細胞如何感知缺氧或低氧狀態(tài)也獲得諾獎。這些學者在進行諾獎工作時，并不是說一開始就朝著治病救人的目的，而是純粹對細胞這個最本質(zhì)的生命活動的好奇，但這些研究成果最終對人類是有益的。
主持人：李毓龍老師，您所在的領域，今年有沒有得諾獎比較高概率的科學家？
李毓龍：可能列出20個，我覺得總會應該會有。有不少的研究我覺得都很重要，其中有一個研究我覺得，比如說對腦的功能的核磁成像或者是PAT成像，已經(jīng)應用在臨床上了，可以在非損傷的情況下看到人的大腦中的結(jié)構(gòu)和功能，或者在人看電影或者是吃東西的時候，哪個腦區(qū)是激活的，乃至于在一些疾病的情況下，哪個腦區(qū)不激活或者發(fā)生了紊亂，我們都可以進行這樣的應用。
主持人：提到諾獎，我想到了一個詞就是科學研究的傳承性，從過去整個諾貝爾獎獲獎者分布情況來看，哪個領域枝繁葉茂，發(fā)展出很多個細分學科？
李毓龍：從邏輯性上講，我覺得諾獎有很多傳承，比如說神經(jīng)細胞怎么像把電信號能夠傳到下一級的神經(jīng)元，也就是動作電位研究，這是諾貝爾獎級的工作，但是當時研究者搞清楚這個機制，并不知道離子通道是什么東西，所以就想搞清楚是什么樣的蛋白，看它到底是怎樣感受電位的變化，打開或關閉，這也是諾貝爾獎的工作，所以上面兩項研究其實是有傳承的，先提出一個問題，結(jié)果后面有一系列的解答。
祁海：我想補充一個有意思的事情，除了這個邏輯性，研究者問了一個問題，然后接下來就會有另一個問題，有時候我們會發(fā)現(xiàn)，諾貝爾獎的頒發(fā)在某一個領域，比如說在免疫學領域，它反映了這個研究領域的科學問題理解的逐漸加深。比如說，在組織相容性抗原或者說T細胞識別的抗原機制上，有時候我們開玩笑就說被頒了好幾次諾貝爾獎，因為一開始其實沒完全理解這個問題，比如1984年就給了一次關于組織相容性抗原。1996年諾貝爾委員會又給了免疫學，給的是抗病毒的免疫反應，當時也沒有完全理解到底是什么，一個是控制T細胞和B細胞，一個是控制我們怎么識別病毒的。所以我們總是回頭看覺得很特別，但那些開拓者研究的時候，對這個問題本身到底要怎么定義可能還不完全清楚，所以這是一個挺有意思的現(xiàn)象。
劉穎：兩位老師是從他們的理解在講科學研究的傳承過程，其實我覺得從另一個角度，傳承你也可以講就是在對學生，在對自己課題組的人員的培養(yǎng)上也是一種傳承，那我想舉例就是，秀麗線蟲作為模式生物，我們可以看到，老師對學生的培養(yǎng)傳承得到諾貝爾獎的，包括最開始以秀麗線蟲作為模式生物的科學家Sydney Brenner，他自己獲得諾貝爾獎，然后他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羅伯特·霍維茨也是同年獲獎。所以，這也是鼓勵我們在培養(yǎng)學生時，希望能夠有一定的傳承。
主持人：這次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頒發(fā)給丙肝病毒的發(fā)現(xiàn)，對于當下新冠疫情的狀況能夠有什么啟發(fā)嗎？
李毓龍：因為丙肝病毒作為未知的病毒，然后在血液中被發(fā)現(xiàn)。對于我們當下，其實我們已經(jīng)知道新冠病毒是什么，我覺得科學的研究其實可以讓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兩個星期就可以知道這個是什么樣的病毒、核酸的序列?；A研究可以讓我們現(xiàn)在的科學有很大的進步，那個時候要花很久，然后艱辛努力才能發(fā)現(xiàn)這個問題。
劉穎：此次獲獎者中奧爾特首先提出有額外第三種病毒存在的可能性，這個病毒不是我們之前已經(jīng)知道的A型或B型；另一獲獎者霍頓用分子克隆的方法，通過分子生物學的手段進行測序，鑒定出來了病毒。現(xiàn)在做新冠的病毒研究就是說我們首先要知道這個病毒是什么，進行測試，要對這個病毒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夠產(chǎn)生一定的治療手段。
主持人：2016年拉斯克獎頒發(fā)給丙肝病毒的發(fā)現(xiàn)，丙肝病毒的研究有了很大的關注。那么今年拉斯克獎停頒，諾貝爾獎又頒發(fā)給這一領域，該怎么看？
李毓龍：我看了一下2016年拉斯克獎，我覺得它的頒獎更全面，給了病毒發(fā)現(xiàn)的科學家，但是還有一個是在公司的科學家，其實是研發(fā)特效藥能夠去治療丙肝這樣子的肝炎。所以由于這樣的特效藥的發(fā)展和使用，其實大部分的丙肝都已經(jīng)得到非常有效的控制，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層面上拉斯克獎給的更全面一些。
劉穎：其實拉斯克獎頒給丙肝相關領域是頒了兩次，一次是2000年頒給了前兩位科學家，當時頒獎理由是丙肝病毒的發(fā)現(xiàn)以及它的鑒定手段（編者注：2000年臨床醫(yī)學研究獎得主分別為Harvey James Alter、Michael Houghton、Charles M. Rice）。2016年頒給了第三位科學家以及另外兩個人（編者注：2016年臨床醫(yī)學研究獎得主分別為Ralf F.W. Bartenschlager、Charles M. Rice、Michael J. Sofia）。
祁海：可能是比較少有病毒能有非常特效的藥。
主持人：諾貝爾獎受突發(fā)性的公共衛(wèi)生事件的影響會有多大？
李毓龍：50年后，我們可以看他們的提名。就算是此次提名沒有受到太多的影響，但是在投票的時候，我相信可能也受世界范圍疫情的影響，進而影響諾獎委員會上面的決定。
祁海：我其實想補充一點，我覺得這些都是做出卓越貢獻的科學家，值得頒發(fā)諾貝爾獎。說點大一點這也只是一個獎，還有很多其他的獎。我覺得作為科學工作者，我們也不會說我們只關心一個獎，但諾貝爾獎公共傳播的效果特別大，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獎。有很多其他的獎，大家可能不知道，所以對于讓普通的老百姓去了解這背后的科學家的故事，以及科學本身，可能不如諾貝爾獎的影響力大，這么看比較合適，而不是說普通人會覺得這是唯一的金標準，沒有得諾貝爾獎好像就怎么樣，我覺得可能不應該是這樣。
注：本文內(nèi)容未經(jīng)過主持人和嘉賓老師審核，有刪減。
制版編輯 | 常春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