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制核武器，科學家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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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邸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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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夏，受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托付，延森（J. Hans D. Jensen）見到了依然堅守在哥本哈根的玻爾（Niels Bohr）。延森告訴他，德國已經(jīng)有了一種 “核反應堆”，并說，這是民用，沒有軍事目的。
玻爾不信。他懷疑，這很可能是制造原子彈的設施。
他清楚地記得，兩年前，海森堡和他在哥本哈根邊走邊聊。海森堡說，德國肯定贏了，如果我們還心存僥幸，顯然是不明智的；況且，在他的領導下，德國制造原子彈的計劃正推進當中。
此刻的丹麥形勢已然惡化，因為不接受德國要求戒嚴的最后通牒，哥本哈根再次被德國占領，此前享有的半自治隨之結束。秋天，作為猶太人的后裔，玻爾收到了警告，他可能會被蓋世太保逮捕。
玻爾不再猶豫。他帶了圖紙，上面畫著延森描述的反應堆，逃往了倫敦。
在倫敦，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向他披露了英國的原子彈計劃（Tube Alloys），弗里施-佩爾斯備忘錄（Frisch-Peierls memorandum），MAUD報告，以及美國的曼哈頓計劃。
11月，作為英國參與曼哈頓計劃的成員，玻爾飛往了美國。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他受到了熱烈歡迎。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立即召集會議，研討玻爾帶來的草圖。
漢斯·貝特（Hans Bethe）后來回憶，“看了那張圖后，我們的結論是，這幫德國人簡直瘋了——難道他們要向倫敦扔一個反應堆下去么？” 大家認為，這個反應堆不可能有軍事上的用途。
玻爾的到來無法提供技術上的指導，卻鼓舞了眾人的斗志——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學家，不僅覺得自己的作為代表了正義，甚至是種榮耀。
此時的玻爾意識到，原子彈對社會、政治的重要意義。類似于“互補原理”，他認為，原子彈如此大的威力，可能導致人類文明毀滅；但另一面，也正因如此，卻也可以帶來戰(zhàn)爭的終結。玻爾覺得，需要讓每個人認識到原子彈的威力，需要國際的開放與合作。
他的確也和盟軍的領袖——丘吉爾、羅斯福見了面，但兩人最終都認為，所謂的分享信息給世界，對原子彈進行國際層面的管控是“不可接受的”。丘吉爾甚至覺得，應該把玻爾關起來，以免他泄漏消息給蘇聯(lián)。
如果說玻爾帶來的草圖已經(jīng)透露出某種信息的話，盟軍在1944年秋天，已經(jīng)可以確切地知道，德軍不可能造出原子彈。
這一年的11月，在攻占了法國的斯特拉斯堡后，盟軍獲得了魏茨澤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cker）的辦公室文件，顯然，德軍的原子彈項目并沒有取得太大進展。
對于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科學家，如果說他們有合理的動機研制原子彈，那就是趕在德軍前面先造出來。如今，在已經(jīng)知道德軍不可能造出原子彈后，還有必要繼續(xù)研制么？不靠原子彈，就目前的形勢看，盟軍的勝利也指日可待。
可惜的是，只有一個人選擇了退出。
約瑟夫·羅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在12月就退出了曼哈頓計劃，余生致力于“減少核武器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最終消除核武器?！?他在199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為什么只有羅特布拉特選擇了退出？
費米（Enrico Fermi）在看過洛斯阿拉莫斯后，對奧本海默說的一句話，也許是答案——
“我覺得你的這些人實際上就想造一個原子彈出來?！?/span>
在一眾杰出的科學家的合作下，美國的原子彈計劃取得快速進展。與此同時，納粹也在加速潰敗，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周后的5月8日，德國無條件投降。但這一切并沒有影響美軍的核彈計劃。
此時，每個人都清楚，如果將來要用原子彈的話，只會用在日本頭上。
在洛斯阿拉莫斯，沒人反對這一點，包括奧本海默。
身在其中的威爾遜（Robert Wilson）記得，在一些小型的研討會或者別的場合，奧本海默發(fā)揮了玻爾的觀點——
原子彈的威力如此之大，也許就是人類用來結束戰(zhàn)爭的最好武器，只是，如果要讓人清楚它的威力，必須實際使用了才知道。
只有少數(shù)人提出異議，最突出的是利奧·西拉德（Leo Szilard）。
西拉德可說是曼哈頓計劃的肇始者。在鈾裂變發(fā)現(xiàn)后，他很快意識到其潛在的軍事用途。1939年夏，他和愛因斯坦起草了以后者的名義給羅斯福的信，催促美國政府開啟原子彈的研制。
可當原子彈真的造了出來，并打算投入使用，西拉德感到極度的不安。
他本想和總統(tǒng)杜魯門（Harry S. Truman）見面，但被安排和將要上任的國務卿伯恩斯（James F. Byrnes）談。結果，兩人的會面極其不愉快。
西拉德沒有放棄，他又見了奧本海默，試圖說服他用原子彈炸日本是一個大錯。但奧本海默已經(jīng)做了決定——
“你不覺得，如果我們告訴蘇聯(lián)人我們的意圖，然后把原子彈用在日本，蘇聯(lián)人就會懂？”
“他們會懂得不能再懂?！?西拉德說。
在奧本海默這里碰壁后，西拉德聯(lián)絡了其它幾十位聲明卓著、參加核武器研制的科學家，起草了一份報告（Franck Report），于1945年6月12日遞給了美國戰(zhàn)爭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
和玻爾、奧本海默一樣，報告的作者認為，保守核武器的秘密是個幻想，其它國家的科學家，依據(jù)基本的科學事實，也可以造出來。至于是否用原子彈轟炸日本，他們認為，選個沙漠或荒島，在聯(lián)合國代表面前演示下核武的威力，然后敦促日本投降，如果拒絕再使用不遲。報告還強調(diào)，國際社會應該達成共識，不發(fā)動核戰(zhàn)爭——
“如果美國率先釋放這種不分男女老少統(tǒng)統(tǒng)殺死的新武器，代價就是失去全世界人們的支持，加速軍備競賽，未來國際社會達成控制核武器共識的可能性也會遭到損害?！?/span>
史汀生把這份報告交給戰(zhàn)爭部臨時委員會（War Department’s Interim Committee）的科學顧問團。沒幾天，其成員奧本海默、費米、勞倫斯（Ernest Orlando Lawrence）、康普頓（Arthur Holly Compton）回復說，除非 “直接的軍事使用”，不覺得有其它方法可以終結戰(zhàn)爭，而且可以讓美國軍人免于犧牲。
最終，戰(zhàn)爭部臨時委員會重申了立場，“時機成熟應該盡早對日本使用核武器，投放前不事先預警，打擊目標定在軍事設施，兵工廠，臨近有家庭住所或有易于摧毀的建筑”。
無奈的西拉德選擇了抗議。
他把抗議書寄往了芝加哥大學的 “冶金實驗室”（the Metallurgical Laboratory, Met Lab）、橡樹嶺（Oak Ridge）、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學家，請求他們簽名。這三個地方都參與了核彈研制。
泰勒（Edward Teller）說，他曾把抗議書帶到洛斯阿拉莫斯，可在奧本海默的勸說下，放棄了組織簽名，“奧本海默勸我，說我們作為科學家，不該多管閑事，增加政治上的壓力。我們對（政治）知道的太少了。我很羞愧，他就這樣說服了我，放棄了這個正確的想法。”
在冶金實驗室，一場民意投票（三分之二的科學家參與）顯示，46%的人支持“在日本做一次軍事演示，在真的用核彈轟炸之前，給日本一次投降的機會”；23%的人支持 “日本代表在場，在該國做一次實驗性的演示，在真的用核彈轟炸之前，給日本一次投降的機會”；只有15%的人支持 “原子彈如何使用要從軍事角度看能最為有效促使日本投降，將我軍人員損失降到最低”。
西拉德的意見受到軍方，尤其是曼哈頓計劃的軍方領導格羅夫斯（Leslie Richard Groves）的阻撓，最終沒送到總統(tǒng)那里。格羅夫斯甚至事后想辦法羅織罪名懲罰西拉德，幸好沒被他抓住什么把柄。
西拉德的微弱聲音被淹沒了。
1945年7月16日，人類歷史上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秘密研制的科學家，大部分人感到如釋重負的狂喜；也有一些人感到疲累與不安。奧本海默則透著某種不可言說的得意。
“我永遠都忘不了他走路的樣子，” 拉比（Isidor Isaac Rabi）回憶說，“我永遠忘不了他走下車的樣子 …… 他走路的樣子就像一個人正如日中天 …… 昂首闊步。他做到了。”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發(fā)布，最后一條稱：“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佈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並以此種行動誠意實行予以適當之各項保證，除此一途，日本即將迅速完全毀滅?！?/span>
7月29日，日本宣布拒絕投降。8月6日和9日，原子彈分別投向了廣島和長崎，死亡人數(shù)估計在129,000到226,000之間。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
廣島和長崎的悲劇隨時間逐步揭開。其慘烈不僅是城市瞬間夷為平地，更有十幾萬、幾十萬人的死傷，很多幸存者因核輻射痛苦一生。
不僅是日本政府嚇壞了，連杜魯門也在次日下令，停止原子彈的轟炸，“不愿意看到瞬間再抹去10萬人的生命，不想再進行殺戮，尤其是那些孩子”。
制造了這種史無前例的殺戮機器，科學家們在歡慶戰(zhàn)爭結束的之時，心理不免泛起一絲疑慮和不安。弗里施（Otto Frisch）回憶：“投下第二顆原子彈，我們很少人覺得道義上有什么理由 …… 我們大多數(shù)人認為，再過幾天日本就投降了?！?/span>
如果說造原子彈是為了終結戰(zhàn)爭，現(xiàn)在這個目標已經(jīng)達成。不少科學家覺得，現(xiàn)在是國際社會達成某種核控的時候了。
1945年8月30日，名為ALAS（洛斯阿拉莫斯科學家協(xié)會）的科學家團體召開了500多人的大會，促使國際社會進行核控。幾天后，ALAS起草了一份聲明，敦促杜魯門開展國際合作。
聲明警告稱，在發(fā)生未來戰(zhàn)爭的情況下，威力更加強大的核彈將瞬間、徹底摧毀各方的主要城市；而制作核武器基本無秘密可言，“研發(fā)核彈不涉及任何新的基本原理或概念，基本上就是全世界知道的一些信息的應用和擴展”，因此，“很大可能，其它國家，只要付出一定努力，就可以在幾年內(nèi)造出核武器（事實上，現(xiàn)在已經(jīng)正在造）?！?/span>
聲明認為，唯一能防止災難性的核競賽的辦法，就是與其它國家的開放合作。
但政治家們顯然不這么認為——
核武器依然只應該美國專屬，而科學家必須保守秘密。在隨后推出的May-Johnson提案中，科學家如果違反了安全規(guī)定，至少要罰款10萬美元，嚴重的要坐十年牢。
令人驚訝的是，這一提案竟然得到了奧本海默、勞倫斯、康普頓、費米等的支持。而以西拉德、康登（Edward Condon）、尤里（Harold C. Urey）為代表的科學家則反對這一提案。威爾遜公開發(fā)表反對意見，他說，他學到的教訓是，這些（科學家）領袖，不管如何受人尊敬，一旦放到權力的位置上，不一定值得信賴。
奧本海默試圖通過支持這個法案進入政治決策圈層，結果 May-Johnson 非但未獲通過，他之后和總統(tǒng)的面談也以失敗告終，杜魯門曾對副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說，“我再不想在辦公室里見到那個婊子養(yǎng)的?！?/span>
在美國的高層政治圈碰壁后，奧本海默一改之前的含糊其辭、模棱兩可，清楚地表示——
制造核武器事關科學；科學家?guī)缀跻恢碌种扑^的“控制”和“保密”是正確的，因為保密動搖的是科學的根本根基；美國單方面管理核武器讓人擔憂。
1946年，作為國務卿召集的特別委員會的顧問，奧本海默主持了被稱為 “阿奇森-利林塔爾計劃”（Acheson-Lilienthal Plan）的撰寫，該計劃提出建立一個國際機構，不僅負責原子能的開發(fā)和控制，還可以對任何國家的核設施進行督查，而且還是世界上所有鈾礦、核能工廠的擁有者。
這是一個激進且無法實現(xiàn)的方案。
3月5日，丘吉爾在密蘇里州的富爾頓發(fā)表演說，揭開了冷戰(zhàn)的序幕，將蘇聯(lián)對東歐的影響描述為 “降下的鐵幕”。丘吉爾主張，英、美、加拿大不應該將核武的秘密托付給聯(lián)合國，“沒有任何國家的人會因為（制造原子彈的）知識、方法、原材料目前基本上掌控在美國手中而睡不好覺”。
這樣的政治立場完全和奧本海默后期所主張的開放、共享倡議相左，卻深得美國政客的贊賞。之后，“阿奇森-利林塔爾計劃” 最終被替換成 “巴魯克計劃”（Baruch Plan），繼續(xù)強化美國對核武的壟斷。
對后續(xù)美國一系列的核爆測試，奧本海默都持反對態(tài)度。
1946年8月，原子能委員會（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AEC）成立，統(tǒng)管原子能民用和軍用的開發(fā)和控制。奧本海默隨后在1947年1月8日選為原子能委員會的總顧問委員會（General Advisory Committee, GAC）主席。在此后的一段時間里，奧本海默將在這兩個組織中發(fā)揮重要的作用。
然而，局勢的發(fā)展，對他越來越不利。
1949年6月7日，眾議院非美活動調(diào)查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HUAC）對奧本海默進行了調(diào)查。他的行政助理霍金斯（David Hawkins）以及他在伯克利的研究生溫伯格（Joseph Weinberg）、博姆（David Bohm）、洛馬尼茨（Giovannia Rossi Lomanitz）、彼得斯（Bernard Peters）、康登、奧本海默的弟弟弗蘭克·奧本海默（Frank Oppenheimer）也受到了調(diào)查。他們都被認為是共產(chǎn)主義左傾分子，或者蘇聯(lián)的間諜。
HUAC的調(diào)查，損害了奧本海默的名聲。不過，對他的 “報復” 才剛開始。
1949年9月23日，鑒于種種證據(jù)，杜魯門公開宣布，蘇聯(lián)爆炸了原子彈。
當晚，奧本海默接到了泰勒的電話，對方急促地問，“我們該怎么辦？我該怎么辦？”
在曼哈頓計劃中，泰勒沒有涉足原子彈的制造，而是搞他的小項目Super，也就是氫彈。泰勒認為，此時最好的應對就是趕緊投入力量，將氫彈做出來。
泰勒找到了他的同盟，阿爾瓦雷斯（Luis Walter Alvarez）、勞倫斯、原子能委員會成員斯特勞斯（Lewis Strauss），四人發(fā)動了游說，力勸美國政府升級氫彈項目。
就蘇聯(lián)的核爆，作為原子能委員會總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奧本海默需要為原子能委員會，乃至美國政府提供建議。
10月28日，原子能委員會總顧問委員會發(fā)布了三份報告（主報告加 “多數(shù)人報告”、“少數(shù)人報告”）。主報告提出，應該加大力度制造原子彈滿足戰(zhàn)術需求。這一表述不再認為原子彈是一種所謂的“戰(zhàn)略”武器，而只是所有武器中的一種。更要緊的是，主報告不鼓勵發(fā)展氫彈——
“我們都希望，由于某些原因，可以避免發(fā)展此種武器；我們都不愿意看到美國首先發(fā)展著力開發(fā)（氫彈）；我們都同意，目前全力以赴開發(fā)（氫彈）是錯的?！?/span>
“多數(shù)人報告” 的立場更為堅定，認為不應該制造氫彈——
“蘇聯(lián)可能造氫彈，美國不用怕，用大量原子彈實施報復和氫彈一樣有效”。該報告還說，“決定不推進研制氫彈，我們看到一個獨特的機會，比如可以總體上限制戰(zhàn)爭，減少人們的恐懼，保留希望。”
而 “少數(shù)人報告”（拉比和費米執(zhí)筆并簽字）則更近一步——
氫彈，從任何角度考都是邪惡的東西；因此，如果不首先邀請世界其它國家莊嚴承諾不研制氫彈，美國自己就發(fā)起造氫彈，就是錯的。
原子能委員會成員以三比二表決同意了原子能委員會總顧問委員會的觀點。
不過，軍方表達了強烈的反對意見。1950年1月31日，杜魯門宣布他直接領導原子能委員會，拍板推進氫彈的研制。
聽聞消息的拉比感到無比憤怒，“我永遠不會原諒杜魯門?！?/span>
消息宣布當天也是奧本海默的對頭斯特勞斯的生日。在宴會上，奧本海默獨自佇立，一位記者問他，你看起來不高興；奧本海默停頓片刻答道，“這是底比斯瘟疫（This is the plague of Thebes）”。顯然，奧本海默對杜魯門違背且強迫科學家們繼續(xù)造氫彈十分不滿。
3月10日，杜魯門給原子能委員會發(fā)布命令，將氫彈項目列為最高緊急事項，且要求一年內(nèi)造出十顆。問題是，有足夠的科學家愿意做么？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問題不再是問題。
貝特改變了主意，決定加入氫彈的研制?；堇?/span>（John Archibald Wheeler）、馮·諾伊曼（Von Neumann architecture）、烏拉姆（Stanislaw Ulam) 也已經(jīng)加入了進來（費米后來也加入了）。
如果純粹從個人意見出發(fā)，奧本海默既不愿意氫彈能夠研制，也覺得技術上現(xiàn)階段太過初步，有很多難題未能攻克，至少短期內(nèi)無法攻克。阿爾瓦雷斯（Luis W. Alvarez）記得在一次論壇中，奧本海默談到——
“我們都同意應該停止氫彈項目，可如果我們真的阻止或者建議它停下，就會在洛斯阿拉莫斯和其它實驗室制造混亂，他們正在開展的一些測量我們覺得應該繼續(xù)做，不過等到測試的時候（項目）就會自然死亡?！?/span>
奧本海默的預測錯了。
不久后，“烏拉姆-泰勒” 設計的提出，為氫彈的研制掃清了最大的技術障礙。1951年5月9日，以這個新設計為基礎的測試取得了成功，不到一盎司的氘和氚產(chǎn)生了25千噸的爆炸能量。6月，原子能委員會總顧問委員會和原子能委員會開會討論新的進展，此后，原子能委員會決定全力支持氫彈的研制，匹配了一切可能的資源。
即便如此，有奧本海默、布什（Vannevar Bush）參與的國務院裁軍顧問團（the Department of State’s Disarmament Panel）曾在此期間勸說總統(tǒng)，與蘇聯(lián)協(xié)商，禁止氫彈的測試。
然而，此刻幾乎所有的機構，原子能委員會總顧問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國會的原子能聯(lián)合委員會、國務院、國防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頭腦，除了拉比，沒人考慮禁止氫彈的測試。
1952年11月1日，名為Mike的氫彈測試取得了成功，其威力相當于800到1000顆廣島原子彈之和。美國的氫彈計劃取得了成功，距離杜魯門的命令不到三年。
次年8月，蘇聯(lián)試爆了第一顆氫彈。奧本海默所倡導的開放、裁軍、對話的理想，幾乎難以實現(xiàn)了，核武的競賽不可避免的展開。
歷年來反對奧本海默的幾股勢力也正在快速集結。
1954年，原子能委員會傳喚奧本海默，就他過去與共產(chǎn)主義組織的關系、他可否繼續(xù)取得安全許可，他是否是蘇聯(lián)間諜等問題舉行聽證。6月29日，他的安全許可遭到撤銷。
歷時三周半的聽證會，如此羞辱奧本海默，讓科學界感到憤慨。
在聽證會上作證的泰勒，遭到同行的普遍厭棄；斯特勞斯被類比為對伽俐略進行審判的羅馬教廷；美國科學家聯(lián)合會迅速為奧本海默辯護，抗議原子能委員會的裁決；愛因斯坦和普林斯頓大學的25位同事宣稱，他們對（奧本海默）的忠誠和愛國奉獻很有信心，他們很自豪能夠公開表達這一點。
而奧本海默自己，只是簡單回應了如下幾句話——
“我們國家很幸運有這些科學家，他們有高超的技藝，有奉獻的精神。我知道他們會滿懷信心保衛(wèi)這個國家，使之強盛。我希望他們的成果，可以以合乎人道、體現(xiàn)智慧與勇氣的方式被使用。我知道，當咨詢他們的時候，他們會老實、不受約束地給出意見。我希望，他們的意見可以被聽到。”
《知識分子》資深主筆
尚存進取之心
邸利會
制版編輯 | 姜絲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