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川秀樹（1907.1.23-1981.9.8），物理學家，1935年提出了關于核子力的“介子理論”，并于1949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日本首位諾獎得主。

撰文 |  么辰

國人對于湯川秀樹恐怕比較陌生，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名字是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的《今生今世》，里面有對作者胡蘭成的介紹：“（胡蘭成）在日本期間開始學習日語，結識大數學家岡潔和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湯村秀樹（即湯川秀樹，作者注），以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遂成就其學問體系?！焙m成在中國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很多人并不欣賞他寫下的那些所謂“逞才”與“魅惑”的文字，但胡蘭成與湯川秀樹是好朋友卻是不爭的事實，當年，胡蘭成在日本演講時，湯川秀樹經常前去捧場。

湯川秀樹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或者說，正是湯川秀樹，開啟了日本人在諾貝爾獎的獲獎賬戶，即使之后的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與大江健三郎更為中國人所知。湯川秀樹在27歲時預言了介子的存在，并因此獲得了1949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那一年，他42歲。

對于年齡問題，湯川秀樹認為，與他同時代的許多物理學家在更年輕時即已功成名就，而這對于他卻是一種刺激和鞭策：“雖然我只有22歲，但是在年齡上并不算太小。那時，對發(fā)展量子力學做出貢獻的大多數物理學家都是20多歲，有的人也只不過比我大五六歲。海森伯、狄拉克、沃爾夫岡·泡利和昂利可·費米這4位最杰出的科學家都誕生于1900—1902年，而他們都在23歲或24歲左右就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年秋，海森伯和狄拉克都訪問了日本。聽他們的演講對我來說是一種很大的刺激。”

湯川秀樹在50歲時寫就自傳《旅人》，用樸實無華的文字回顧了自己如何與物理學結緣并最終提出介子論的過程。湯川的文字過于樸實，樸實到如果將書中的物理學字眼過濾掉，作為讀者，你甚至意識不到這本小書是出自一位物理學家之手，而更像是一個普通人的回憶。

在《旅人》中，湯川秀樹更多地寫到自己作為一個普通人或者說一位物理學家的成長過程，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作為一個科學家而成長起來的道路，就是我作為一個人所走過的同一條道路?！睖ǖ臄⑹鲇袝r甚至是駁雜的，他會很詳細地描述自己性格的內向與沉默寡言，以及在中學時代參加學校啦啦隊和外出售賣校慶會餐券的經歷，而讀者從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敘述中，恰恰可以看出造就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諸多因素。

湯川秀樹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教育事業(yè)蓬勃發(fā)展的時代，在這之前的明治時代為這一時期日本的教育事業(yè)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湯川在書中這樣記述逝去的明治時代：“明治——這一名稱使我想起放在酒精燈上的燒瓶中的水逐步加熱以至沸騰的過程。我是在明治時代末期度過自己的幼年時代的，但我不記得日本人民是怎樣悲嘆明治時代的結束的，我當時還不過是一個5歲多的孩子?！?0歲時，湯川秀樹面臨著一個人生道路上的不確定性——當時每一個青年都必須接受征兵體檢，如果體檢結果是甲種合格，那么大學畢業(yè)后的湯川就不得不服兵役，學習的關鍵時刻就會被迫中斷。使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的體檢結果是丙種合格，這意味著湯川可以繼續(xù)學業(yè)。此時，湯川秀樹記錄下了征兵官對他說的一句話：“你們是年輕的大學生。雖然我們不能征用你們當兵，但是你們應當刻苦學習，并由此而使全世界知道日本?！?/span>

中信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的馬國川先生所著《國家的啟蒙：日本帝國崛起之源》記錄了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明治維新時，長岡藩被政府軍夷為平地后，近鄰的藩國送來了“米百俵”（即一百袋大米）以示慰問。藩士們盼著分配糧食，可負責長岡藩教育的小林虎三郎（思想家佐久間象山的弟子）卻主張把大米統(tǒng)統(tǒng)賣掉換錢，購買學校的書籍和教學器材。他說，現(xiàn)在的“百俵”將來會有成倍的回報。

這就是被日本人津津樂道的“米百俵精神”。正是這種“米百俵精神”，使明治時代的日本在短短數十年里，就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

根據《國家的啟蒙：日本帝國崛起之源》這本書的記錄，1872年9月，明治政府頒布《學制》，確定了普及國民初等義務教育的方針，對學校設置和學校教育作出了規(guī)定。《學制》的頒布標志著日本近代教育的開端。與歐美國家相比，日本開始實施義務教育制僅比英國（1870年）晚兩年，而早于法國（1882年）和美國（1918年），清政府于1904年頒行新學制《奏定學堂章程》，正式實行近代教育制度，比日本晚了32年。

隨后，教育立國逐漸成為日本政府的主導思想。1900年，剛剛進入20世紀的日本對全國小學生實行學費全額免除制度，從而實現(xiàn)了真正的義務教育。當年的日本學齡兒童就學率達到81.5%。1904年，增至83%，1912年，這一數字更是達到98.2%，這意味著，在毗鄰的中華民國剛剛建立之際，日本社會的文盲已經基本被消滅。

在《旅人》中，讀者可以時刻感受到近代日本教育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當時在日本比較優(yōu)秀的中學里已經聚集了許多第一流的學者，在湯川所在的第一中學里（第一中學相當于中國的初中，作者注），“許多老教師學識淵博，許多年輕教師畢業(yè)于京都大學而且注定要在學術界成名。我的一些同學后來成了小說家或詩人，許多人則成了學者，人數不勝枚舉” 。

在湯川所上的高中——京都第三高級中學，學生可以學習英語和德語兩門外語，并有力學、生物實驗和制圖課，學生進入高中，理科有甲班和乙班，兩個班的課程略有不同，甲班對應大學階段的理學部、工學部，乙班對應大學階段的醫(yī)學部、農學部、生物學部。大學更是如此，學院與科系的劃分已經相當科學、細致。

在湯川秀樹之后，日本的諾獎得主不絕如縷，可以說，日本發(fā)達的教育為如湯川秀樹等人才的涌現(xiàn)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這也足以解釋，二戰(zhàn)之后的日本，即便其外表殘破不堪，但卻能迅速恢復國力，在1968年，也就是明治維新100周年之際，成為僅次于美國和前蘇聯(lián)的世界第三大經濟強國，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在于教育的發(fā)達完備。

在湯川秀樹的周圍，匯聚著很多開明、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正如中國人所說的“好父兄”，用孟子的話說就是：“中也養(yǎng)不中，才也養(yǎng)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具體到湯川秀樹，可以說他幸運地成長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兄長、老師所共同營造的深厚優(yōu)越的人文環(huán)境對年輕的湯川影響巨大。

湯川出生于一個標準的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小川琢治是一位地質學家、地理學家——因為目睹了濃尾地震所造成的巨大損失，決心傾盡全力去對抗自然界的威力——學習地質學和地理學。同時，湯川兄弟幾個都是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大哥芳樹、二哥茂樹、四弟環(huán)樹分別是冶金學家、東方史研究專家和中國學家。

在中學階段，湯川并不是用功學習的學生，也從不早起用功讀書。而父親對于子女學業(yè)的態(tài)度正是他所欣賞的，“我的父親從來不強迫他的任何孩子去用功。他也許希望每個孩子深入追求適合于自己素質的學問，而且他認為在學校中僅僅為了取得好成績而用功是最愚蠢的……我當然喜歡他不強迫我們用功的做法?！?/span>

事實上，父親琢治對于湯川秀樹的評估和期望值一直偏低，在《插曲》一章，湯川專門寫了自己命運的一次有驚無險的“意外”，琢治曾經認為第三個兒子湯川不適合上大學，在讓湯川上大學還是進技術學校之間猶豫不決，直到森外三郎校長的回答才讓父親下定決心：“一個具備有像秀樹這樣才能的少年是非常罕見的……他將來會具有一種高度的才能……”父親對湯川秀樹一直是嚴格、不茍言笑的，直到湯川在大學入學考試中取得了很好的數學成績時，父親才開始對他和藹起來。有趣的是，琢治正是湯川考取的京都大學理學部的部長，入學儀式上，湯川在注冊表上簽字時，父親正安靜地坐在寫字臺的另一側，見證著兒子開啟新的人生旅程。

作為湯川初中和高中階段的校長，森外三郎是另一位給予其巨大影響的人。湯川秀樹寫道：“他是我初次進入第一中學時的校長，后來正好在我進入第三高級中學時，他又成了該校的校長。雖然我的中學時代比我的許多朋友短一年，但是我卻有幸在森先生的指導下學習了7年。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而且我所學到的自由精神也許使我終身受益。”

在湯川入學之前，森外三郎頂住了巨大壓力，拒絕接納落榜的議員子弟，作為報復，議員從中作梗，使得學校常年得不到改建校舍的政府撥款，但這卻讓年輕的湯川看到了人性中正直、誠實的一面，破舊不堪的校舍在湯川看來正是第一中學自由與獨立精神的代表，是“一段光明的插曲”。

與之相比，森外三郎對待學生卻是極其和藹的，他在湯川入學儀式上的訓辭中說：“諸君從今日起就是本校的學生，要勤奮學習。”還對新生們說：“我將把你們中學生當做紳士來對待，因而用‘君’來稱呼你們。”（不知道現(xiàn)在的日本或是中國還有沒有這種平等對待學生的事情發(fā)生）因為森外三郎的自由主義和不干涉政策，從而營造了活躍的學習氛圍與和諧的師生關系，極大地推動了教育的發(fā)展，使得湯川的周圍聚集著為數眾多的人才，“平靜地照管著這些杰出師生的是森外三郎先生”。

同時，如前文所述，正是森外三郎校長使湯川的父親琢治最終下定決心——讓兒子報考大學，從而避免了湯川秀樹生命中一次可能的歧途，挽救了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當時日本教育界中盛行的自由主義學風以及自由寬松的學術環(huán)境無疑對湯川秀樹的成就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可以從《旅人》這本書的字里行間找到印證。

毫無疑問，湯川確實具有常人難以企及的數學天賦，關于他為什么會放棄數學研究，不能不提一件發(fā)生在他高中階段的“小事”，看起來是件小事，在湯川眼中卻是一個重大事件。高中第二學期開學第一課，數學教師要宣讀上學期不及格（60分以下）或得“警告分數”（60分到70分）的學生姓名，湯川在“警告分數”學生名單中聽到了自己的名字，他發(fā)現(xiàn)是因為第三題被判錯，湯川認為自己的證明是正確的，被判錯是因為沒有按照老師課堂上講授的方法證明。在考試時，湯川因為記不得老師的證明方法，就用了另一種方法來證明了那條定理。

湯川秀樹由此對于數學大失所望，他寫道：“然而，我發(fā)現(xiàn)自己的證明并不錯卻感到放心，不再去計較分數了，但是我卻無法克服我對數學已經產生的那種消極情緒。使得我如此快地脫離數學道路的，正是這位先生的評分方法。少年人一怒之下決定自己絕對不想成為一個數學家了。一種必須始終按照教師傳授的方法來解答的學問——他不愿獻身于這樣的東西！”

在京都大學讀書期間，湯川選定了自己終身奮斗的領域——理論物理學，隨后進入玉城教授的研究室。研究室大約有10個成員，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有人研究玉城教授的專長——流體力學，有人研究聲學，有人研究相對論，有人研究新量子論。有趣的是，玉城教授對于新量子論幾乎不感興趣，但是他一向尊重其研究室成員的自由意志，只要不超出理論物理學的范圍，不管研究什么，玉城教授都絕不干涉。即使研究者在幾年后一事無成，也不會被辭退。伏爾泰曾經說：“我不能同意你說的每一個字，但是我誓死捍衛(wèi)你說話的權利。”這里的研究氛圍可以將這句話改寫為：“我不能同意你研究的每一個課題，但是我誓死捍衛(wèi)你作研究的權利?！贝藭r，湯川依然想起了中學時代的森外校長：“這里的氛圍不同于其他研究室的氣氛，但是由于我習慣于森外三郎的自由政策，因此我不認為這種氣氛有什么異樣?！?/span>

湯川秀樹在書中專門提到了所謂“哥本哈根精神”，他這樣描述：“當時，在物理學界常聽到人們說起‘哥本哈根精神’這個詞，它是指哥本哈根大學以尼爾斯·玻爾為所長的理論物理學研究所。來自世界各國的優(yōu)秀理論物理學家們仰慕玻爾博士而聚集在那里，包括一些日本科學家在內……以尼爾斯·玻爾為中心的當時最優(yōu)秀的理論物理學家集體的精神。倘若要我來描述哥本哈根精神，我是沒有辦法用幾句話來概括的。然而，它肯定是和寬容精神很相通的。”

在歷經許多曲折和歧途之后，湯川秀樹終于認為：“我不妨跳出包括新的中微子在內的已知粒子的范圍之外去尋找屬于核力場的粒子。如果我專注于研究核力場的特征，那么我所尋求的粒子的性質也就顯而易見了。當我開始這樣思考問題時，我曾經幾乎達到了自己的目標。”這個問題困擾了湯川許久，給他帶來了神經衰弱和失眠癥。湯川發(fā)現(xiàn)自己在白天完全不能產生創(chuàng)造性的觀點，只有在夜里躺在床上，各種有趣的想法才能擺脫白天頭腦里數學方程的干擾和束縛，不斷地涌現(xiàn)于腦海，但是當他一覺醒來，就會發(fā)現(xiàn)昨晚的想法和觀點都是沒有價值的，這樣的經歷重復了無數次，也折磨了他無數次。

隨后，他在書中詳細記錄了介子論的提出過程。

1934年9月21日，27歲的湯川在床邊放了一本筆記簿，以便隨時記錄自己的想法，這樣持續(xù)了好幾天。直到10月初的一天夜里，他產生了一個新的見解：核力的作用距離和正在尋求的新粒子的質量成反比。第二天早晨，似乎所有的關鍵問題都一下子想通了——湯川解決了新粒子的質量問題，發(fā)現(xiàn)它大約是電子質量的200倍，且必須具有正的或負的電子電荷，之所以沒有被發(fā)現(xiàn)，是因為產生這樣一個粒子需要100兆電子伏特的能量，而當時并沒有能夠產生這樣高能量的加速器。11月底，在妻子的鼓勵下，湯川秀樹用英文寫了一篇關于介子論的論文，寄給數學物理學會，將介子論公之于世。

“我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在山坡頂上的一家小茶館里歇腳的旅人。這時我并不去考慮前面是否還有更多的山山水水?！?/span>

——全書結束于湯川秀樹27歲提出介子論的時間點，如前文所述，《旅人》寫于作者50歲時，這本書寫了當時一半的生命時光，對于后一半的人生旅程，湯川只字未提。他認為：“我不想再從這里往后寫下去，因為我堅持不懈地從事研究的那些日子是值得我懷念的，而另一方面，當我想到自己如何日益被研究以外的事情所困擾時不免感到悲哀?！?/span>

他認為，作科學研究，或者說探索未知世界就像是一場不帶地圖，不知道目的地的旅行，有時需要旅人背負重物拼命爬坡，可能會有一些先前的探索者們留下的足跡，但并不意味著追隨這些足跡就一定能到達目的地，有時旅人不得不重新開辟一條新路，一邊開辟新路，一邊繪制地圖，一邊尋找目的地，很多人甚至在開始動身時就走錯了方向。而顯然，這條探索之路盡管充滿艱辛，卻是最值得湯川懷念和記錄的，于是就有了這本《旅人》。

而當作者功成名就之后，卻也同時失去了享受孤獨的自由：“很久以前，我就不是一個‘無名的權兵衛(wèi)’（即‘無名小卒’，作者注）了，現(xiàn)在沒有人讓我獨處了。想到自己還有某種價值，我并非不感到喜悅，但是我也不能否認這對我是一種沉重的負擔?！彼?，對于之后的那一半人生，湯川秀樹認為并沒有記錄的必要，畢竟，在科學世界中的艱難探索，即使備嘗艱辛，即使默默無聞，即使可能徒勞無功，即使只是一大段獨自跋涉的旅程，卻是最精彩、最幸福、最值得懷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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