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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來了，找保姆，還是找父母幫忙？對于很多年輕夫婦來說是一個非常糾結的問題，選擇任何一個都有利有弊。那么，保姆和父母，到底能為年輕夫婦節(jié)省出多少家務時間呢？那節(jié)省了誰的時間呢，丈夫還是妻子的家務時間？節(jié)省出來的家務的時間，年輕夫婦又拿來做什么了呢，用去工作還是休閑了？

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步入職場，她們所面臨的工作家庭沖突（work-family conflict）日益增加，如何合理分配時間兼顧家庭和工作成了一大難題。在女性依然為主要家庭成員照顧者的情況下，有些女性選擇退出職場，全心照顧家庭；有些選擇外包家務給父母or保姆來保住工作。在過去幾十年里面，三代同堂這種傳統(tǒng)的家庭結構不斷減少，有保姆的家庭越來越多。據(jù)統(tǒng)計，在香港，現(xiàn)今平均每10戶家庭里就有1戶雇有保姆，這個比例在有小孩的家庭更高達30%；而三代同堂（即有一對夫婦，至少一個祖父母以及未婚小孩同?。?/span>的家庭占比降至3.6%。這些數(shù)據(jù)似乎意味著越來越多年輕夫婦選擇保姆而非父母來分擔家務。

那么保姆是否真的能取代我們的父母呢？很多已有研究都在某種程度上肯定了父母和保姆在分擔家務，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上的貢獻，卻很少有研究去比較父母和保姆的作用?，F(xiàn)有文獻中沒有告訴我們兩者PK的結果，因此本文就來以香港為例，討論到底誰對年輕夫婦的時間利用影響更大，父母VS保姆。

雖然他們看似做著相同的家務和照料工作，但至少在以下3方面有區(qū)別。

第一，父母or保姆，他們與年輕夫婦的關系存在著本質性的區(qū)別。雇傭保姆是一種商業(yè)行為。在香港，往往保姆和夫婦會簽屬勞動合同，合同上規(guī)定保姆的工作，報酬，以及其他福利。這份合同受香港法律的保護：雇主只能要求保姆完成合同上規(guī)定的工作內容，除此之外保姆沒有義務做其他工作；保姆享受合同上的所有福利。而年輕夫婦和父母之間是親屬關系。父母幫忙家務，照顧小孩往往是自愿的（voluntary），利他的（altruistic），不以盈利為目的。他們往往付出的多，得到少。所以 Wheelock and Jones （2002）認為父母的行為是 “出于愛”（“it comes from love”）。

第二，兩者在家庭中的地位存在顯著差異。在中國 “尊老”，“ 敬老” 的傳統(tǒng)文化中，父母在家中享有權力，尊敬，和愛戴。年輕夫婦在外包家務給父母時，往往會考慮到他們的健康狀況，擔心他們是否會超負荷，過多家務是否對他們不公平?！案改浮?常被認為是 “自己人”，而保姆在家中常被認為是沒有關系 的“外人”，他們的地位可能是最低的，遠遠低于父母（Shi, 2017）。保姆 “低人一等” 的地位讓他們常受到剝削和不公平的待遇。更有年輕夫婦有時會請父母過來監(jiān)督保姆。

第三，雖然父母和保姆的工作內容相似，但動機和投入程度不一樣。父母，作為家庭的一員往往為家庭的福祉和利益考慮，和年輕夫婦是利益共同體（share common interest）。中國父母常常認為他們有責任幫助年輕夫婦料理家務照顧小孩，使他們專心事業(yè)而無后顧之憂 （Xie & Xia, 2011）。有很多年輕夫婦認為比起保姆，請父母照顧小孩是一個更理想的選擇，因為他們愛護孫子孫女，會和孩子之間有更多的互動。保姆則是出于經(jīng)濟利益而工作——待遇好，做的多，待遇差，做的少。他們有時候會通過辭職或者不配合雇主的方式來討價還價，要求提高報酬。另外，年輕夫婦也會擔心保姆照顧小孩不盡責，不細心，甚至虐待孩子。

基于以上，我們認為保姆和父母對年輕夫婦的時間利用有不同的影響。本文利用2011年香港社會動態(tài)追蹤調查的數(shù)據(jù)，篩選出569個年齡在60歲以下并且有18歲以下小孩的夫婦家庭。我們比較3組家庭中年輕夫婦的工作時間和家務時間：第1組是只有年輕夫婦和小孩的家庭，作為對照組；第2組是有年輕夫婦，小孩，以及祖父母的家庭；第3組是有年輕夫婦，小孩以及保姆的家庭。我們利用傾向性得分來對樣本進行加權（Inverse propensity score weighting, 即IPW），以剔除選擇性效應（selection effect）。

分析結果顯示，對比控制組，在有父母同住的家庭中，妻子的家務時間平均每周縮短7.4小時，丈夫的家務時間縮短1.8小時；在雇有保姆的家庭中，妻子的家務時間平均每周縮短10.4小時，丈夫的家務時間縮短3.2小時。就工作時間而言，我們并沒有發(fā)現(xiàn)3組家庭存在顯著性的差異。因此推測，在香港，父母和保姆為年輕夫婦節(jié)省出的家務時間，可能被用于休閑而非工作了。

另外，我們發(fā)現(xiàn)隨著孩子數(shù)量的增多，相較于保姆，父母的作用開始凸顯。一般來說，隨著孩子增多，年輕夫婦的家務時間會增加，而工作時間會減少，即所謂的 “數(shù)量相應”（quantum effect），尤其是對女性而言，這個“數(shù)量相應”更為顯著。對3組家庭和孩子數(shù)量的交互項分析顯示，在控制組中，每增加一個小孩，妻子的工作時間每周會減少3.5小時，而家務時間會增加3.1個小時；在有保姆的家庭中，每增加一個小孩，妻子的工作時間每周會減少13.5小時，而家務時間會增加17.3小時，這意味著妻子很可能轉成了兼職或者家庭主婦 。但是在有父母同住的家庭中，每增加一個小孩，妻子的工作時間反而每周增加4.1個小時，家務時間減少1.4小時。這意味著父母的幫忙完全消除了孩子的“數(shù)量效應”。保姆和父母在動機和投入程度上的差異可以解釋這一結果。保姆的工作是處于經(jīng)濟利益，他們往往不會因為孩子增多，家務日益繁重而增加勞動，除非雇主給予額外的報酬。而父母，和年輕夫婦是利益共同體，隨著孩子增多，家務和照料的需求日益變大的情況下，他們往往主動投入更多的時間分攤家務的壓力，使得年輕夫婦的工作不受影響。

筆者覺得找保姆還是找父母固然是一個非?，F(xiàn)實的問題，但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家務的外包是否使男女更加平等了呢？現(xiàn)實生活中，我們找的父母往往是姥姥或者奶奶，我們找的保姆往往是來自較不發(fā)達地區(qū)的女性。在有保姆or父母的家庭中，家務從妻子轉移到了另一個女性，丈夫和妻子的家務分配看似更加平等，實則性別分工（gender specialization）可能在外包的形式中被更加固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