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地區(qū)民居屋頂上的“魚化（花）龍”的裝飾（攝影：商周）
撰文 | 商 周
責編 | 陳曉雪
一年一度的高考今天開始，雖然現(xiàn)在經常聽到 “寒門再難出貴子” 的抱怨，但實際上每年都有大批學生憑借高考實現(xiàn)了走出農村的夢想。在崇尚儒家文化的中國，通過讀書走出農村，可以說是 “魚化龍” 的一個重要途徑。在古代，要完成從農民到仕宦人家的升華往往需要幾代人的持續(xù)努力；而現(xiàn)在，這個鯉魚跳龍門的過程或許簡單了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基層教育制度的變遷。古往今來，中國人對教育的重視，在歷代的地方志里都有大量的描述，這為我們研究教育制度的變遷提供了部分依據(jù)。在這篇文章，我將以江西省撫州市的東鄉(xiāng)縣（現(xiàn)東鄉(xiāng)區(qū)）為例，來說明中國農村教育的歷史變遷。東鄉(xiāng)縣建于明朝正德七年，在過去的五百多年里，先后修編了11部縣志，這些縣志和一些《撫州府志》是本文的主要參考資料。
在中國古代，基層教育包括兩個層次，蒙學和經學。蒙學是初級階段。蒙學的學習時間1到3年不等，講授的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七言雜字》、《增廣賢文》等。蒙學教育的目的是啟蒙，讓學生認字和熟悉基本的中國文化和傳統(tǒng)道德。經學是比蒙學更高級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里，學生主要學習四書五經，同時還要兼修詩詞歌賦 [1]。而中國古代基層的教育體系如果按辦學形式來分，也可以分為兩大部分：民辦和官辦。私塾就是中國古代主要的民間辦學形式，它在明清兩代達到了巔峰，直到民國時因為現(xiàn)代教育體系的沖擊才衰亡。一般來說在農村的私塾都是“一師一塾”，先生既是老師又是校長。這種靈活又經濟的辦學方式很有競爭力，讓它在古代社會成為農村教育的中流砥柱。私塾可以按所教內容分為兩個級別。一是蒙館，負責蒙學教育。二是經館，負責經學教育 。雖然私塾在古代農村基層教育里發(fā)揮了極大的作用，但屬于民間辦學體系，因此在由官方修編的古代地方志里鮮有提及。在東鄉(xiāng)縣各時期的縣志里，只有1989年編修的《東鄉(xiāng)縣志》里有過這么一段描述 [1]：
“民國34年（1945年），全縣 ‘一師一塾’ 的私塾依然有69所，大多襲用 ‘蒙館’ 或 ‘經館’ 的教材。”
私塾在民國晚期的農村依然大規(guī)模存在，我們可想像它在古代社會里的輝煌。和私人辦學相對應的是官方辦學，也就是官方主辦的教育。雖然科舉考試在中國古代的社會體系里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政府也對教育進行了大量的投入，但這種投入基本上沒有抵達農村基層。政府在縣級教育投入最大的是儒學，也就是縣學。縣學是教育的行政機構，主要負責童生的考試，并不直接向適齡兒童提供教育，有點像現(xiàn)在的教育局。官方主辦的教育里，首先真正涉及到農村學生教育的是社學。以東鄉(xiāng)縣為例，該地區(qū)最早的社學出現(xiàn)在明朝的洪武年間。在明朝正德七年（1512年）建縣后編修的第一本縣志（嘉靖三年編修）對東鄉(xiāng)地區(qū)的社學辦學史有如下記錄 [2]：“圣旨諭恁基省大官人用心提調教各州縣在城并鄉(xiāng)村但有三五十家便請個秀才教軍民之家子弟入學讀書不妨他本業(yè)成效”（見下圖）
嘉靖版《東鄉(xiāng)縣志》截圖
這段古文寫得比較直白，容易讀懂。大意是洪武皇帝（明朝第一個皇帝朱元璋）下令全國各地無論城里還是鄉(xiāng)下都要建立學校，只要有三五十人家的地方就可以請先生辦學。這就是東鄉(xiāng)最早的社學，洪武八年（1375年）誕生在現(xiàn)在的東鄉(xiāng)縣域（那時東鄉(xiāng)還沒有建縣）。這里需要稍微解釋一下社學，它是官方倡辦的教育機構，對應的是私塾的蒙館，用來給兒童進行啟蒙教育。雖然朱元璋的教育理念不錯，而且這道圣旨也讓不少地方第一次出現(xiàn)了官方倡辦的初等教育機構，但社學還是沒有得到推廣。根據(jù)嘉靖版的《東鄉(xiāng)縣志》（2），洪武二十一年這樣的社學就辦不下去了?？h志里記錄的《洪武二十一年教民榜內一條》對這件事有詳細的記載：
“元朝天下鄉(xiāng)村人家子弟讀書者多，洪武初年命各處鄉(xiāng)村建立社學，教誨子弟使為善良其不才。有司里甲人等依此作弊，將有丁子弟本有暇讀書者收錢買放，無丁子弟卻逼令入學，以致民人受害。所以革去社學。今后民間子弟許令有德之人不拘所在、亦不拘子弟名數(shù)，每年十月初開學至臘月終罷。如丁多有暇之家常讀常教者聽其自便。有司官吏里甲等人敢有干預攪擾者，治與重罪?！?/span>
通俗一點說，就是有人在辦學的過程中腐敗，對有適齡兒童的人家多收費，對沒有適齡兒童的人家又要逼人入學。其實社學真正衰敗的理由還是經費問題：辦學成本高而且官方不出錢，負責具體操作的人就容易去腐敗。說到底，官方給了辦學的政策，卻沒有給辦學經費，這樣的官辦教育當然無法和私塾競爭。所以，在洪武初年遍地開花的社學很快就停了下來。等到明嘉靖三年，東鄉(xiāng)境內只保留了一所社學，還是設在縣城里 [2]。官方辦學的人士當然也認識到了這一點，知道教育經費在辦學里的重要性。所以，在有條件的地方，就出現(xiàn)了 “學田” 這個概念。在農業(yè)社會，田地是最好的可持續(xù)資產，能夠不斷地創(chuàng)造價值?！皩W田” 就是專門用來支持教育的田地，有點像現(xiàn)在的“教育發(fā)展基金”。因為有 “學田”，官方倡辦的社學教育能夠得到部分甚至全部資助。根據(jù)清代康熙和嘉慶年間修編的《東鄉(xiāng)縣志》，東鄉(xiāng)縣第一次有 “學田” 這個古代教育基金是在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 [3,4]。但即使有幾十畝 “學田” 的支持，社學的教育依然無法發(fā)揚光大。在清朝末期的光緒二年（1876年），東鄉(xiāng)整個縣也依然只有兩所社學 [5]。雖然社學在中國古代教育上的力量很小，但它的出現(xiàn)卻是中國農村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因為它標志著官方倡辦的教育進入了農村基層。
上面說到，社學是官方倡辦的教學體系里的蒙學教育部分，目的是對適齡兒童進行啟蒙教育。那么，對應經學教育部分，在官方倡辦的教育體系里又是什么呢? 答案是書院。中國古代的書院大致分為兩類：民間辦的書院和官方倡辦的書院。明代及以前的書院大多是民辦，也大多是當?shù)卮笕逯v學或讀書的地方 [5]，所以和底層百姓的教育沒有多少關系。根據(jù)清代嘉慶年間修編的《東鄉(xiāng)縣志》，東鄉(xiāng)在宋代時就創(chuàng)建有兩所書院：桂山書院和黃山谷書院。其中桂山書院是宋儒樂黃簡讀書的地方，一直到嘉慶十年都還在；而黃山谷書院則沒有給出明確的信息，但應該和黃庭堅只有微弱的關聯(lián)，而且早已不再存在 [3] 。官辦書院雖然在宋代就已經出現(xiàn)，但大規(guī)模的倡辦還是在清代 [5]。根據(jù)光緒二年修編的《撫州府志》，東鄉(xiāng)縣的這種形式的書院只有一個，就是汝東書院 [6]。道光三年（1823年），東鄉(xiāng)知縣吳名鳳才采納了本地文人的提議，在會龍崗上開始修建汝東書院，并在道光六年（1826年）建成[6]。
汝東書院的倡議和修建 （光緒二年《撫州府志》截圖）
值得一提的是，啟動汝東書院的吳名鳳知縣在第二年就調離了東鄉(xiāng)，而且其后的兩年東鄉(xiāng)又換了兩個知縣 （2），但汝東書院還是在1826年建成了。這種官宦的更替并沒有讓汝東書院的建設半途而廢，很可能是因為書院雖然是官方倡辦，但建校經費主要是來自民間的捐贈。這種新式書院同樣是標志性的，因為它表明官方倡辦的教育不再局限在蒙學范圍，進入了更高一個層次的經學階段，從而讓更多的百姓子弟能夠得到中等教育的機會。
清代道光之后，中國開始變得日益衰落。在這段時間，大清政府在與西方列強的戰(zhàn)爭中一敗涂地，不得不簽訂了一系列的賠款割地協(xié)議。其中對清政府刺激最大的是發(fā)生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作為戰(zhàn)敗國的大清政府把臺灣割讓給了日本。短短幾十年的明治維新，讓日本一躍成為了世界強國，并擊倒了大清帝國這個龐然大物。日本的崛起和侵略，在大清的精英階層引發(fā)震動，于是出現(xiàn)了 “公車上書” 和隨后的 “戊戌變法”。戊戌變法是一次全方位的改革，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教育等各個方面。在教育領域，變法派主張廢除科舉考試，將原來的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在改革國內學校體系的同時，改革派也同樣大力支持留學生的選派工作，為國家培養(yǎng)現(xiàn)代化的人才。雖然戊戌變法很快以失敗而告終，但在教育領域的改革還是部分得以進行下去。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就是在1898年成立京師大學堂，它就是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的成立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里程碑，標志著現(xiàn)代化的中國高等教育的誕生。：類似的改革也發(fā)生在中國的初等和中等教育領域。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諭令全國各地傳統(tǒng)書院改設學堂 [7]：
“著各省所有書院，于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并多設蒙養(yǎng)學堂?！?/span>
為了順應政府的政策，1902年汝東書院改名成為了東鄉(xiāng)高等小學堂，有學生30人；同時還在縣城新成立了東鄉(xiāng)初等小學堂，有學童20人。這兩個學堂分別就是今天的東鄉(xiāng)第一中學和第一小學。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頒布了新式學堂的章程（見下圖）[8]。因為這一年是癸卯年，這個學制也被稱為癸卯學制，這也是中國教育史上的第一個現(xiàn)代學制。光緒三十年（1904年）制定的學堂章程
根據(jù)癸卯學制，現(xiàn)代教育主要分為三段。第一階段為初等教育，分三級，包括蒙養(yǎng)院（相當于幼兒園，招收3到7歲兒童）、初等小學堂（五年）和高等小學堂（四年）。第二階段為中等教育，包括中學堂（五年）、初級師范、或中等農工商等?？茖W校。第三階段為高等教育，分三級，包括高等學堂（三年）或大學預科、大學堂（三年至四年）、通儒院（相當于現(xiàn)在研究生院）。這個學制的藍本是日本的學制，而且在課程的設計上也同樣借鑒了日本的經驗。向厲害的鄰居以及競爭對手學習，是一種聰明的策略。和書院相比，學堂的變化不僅是學制，更在于教學內容。學堂全面引進西方比的自然科學，比如小學堂有了算術和體操，中學堂開設的課程有外國語、歷史、地理、算學、博物、物理及化學等，而大學堂也設了醫(yī)科大學、格致科大學、農科大學、工科大學 [9]。所以，從古代書院走向現(xiàn)代學堂，應該是中國教育史上最大的變革，也是最值得紀念的里程碑。2018年，北京大學迎來了它的建校120周年。在2021年后，一大批中小學將陸續(xù)迎來它們的建校120周年。新式學堂在晚清有著良好的發(fā)展，據(jù)統(tǒng)計，1904年全國學堂總數(shù)為4222所, 學生總數(shù)9萬余人，平均每個學堂只有二十多個學生; 僅僅是五年過后的1909年，學堂總數(shù)猛增為52346所, 學生總人數(shù)也達到了156萬人，平均每個學堂有近三百個學生 [10]。這一迅猛發(fā)展的態(tài)勢也同樣體現(xiàn)在東鄉(xiāng)縣。1909年，東鄉(xiāng)縣下屬的13個集市（相當于現(xiàn)在的鄉(xiāng)鎮(zhèn)）都建立起了初等小學堂和高等小學堂。每個學堂都設有國文和算術科（相當于現(xiàn)在的語文和數(shù)學），而且高等小學堂還有體操課（相當于現(xiàn)在的體育課）[1]。迅猛的發(fā)展帶來了豐碩的成果，也出現(xiàn)了新的問題，比如初等教育時間太長、縣級沒有中學堂等。在隨后的民國，政府進一步對這個體制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22年，民國政府對小學初中教育體制進行了改革。把中學教育改成了兩個階段，建立了 “六-三-三” 學制：即小學六年（初小四年，高小兩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雖然在解放后 “六-三-三” 學制有過一些改動，但后來得到了恢復并沿用至今。學制有變化，學習內容也同樣發(fā)生了變化。另外，民國的教育改革還導致了學校數(shù)量的迅速增長，在縣一級首次出現(xiàn)了中學。以東鄉(xiāng)縣為例，到民國三十五年（1936年），公立小學的數(shù)量已經達到了217所，學生15838人。在課程設置上，小學除了傳統(tǒng)的語文、數(shù)學和體育，還增常識、美術、音樂、社會等課程，高小還有了歷史和地理。1939年原來的東鄉(xiāng)高等小學堂升級成為了東鄉(xiāng)初級中學，填補了縣里中學教育的空白 [1]。除了公立學校，私立學校也是一種重要的辦學力量，在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東鄉(xiāng)縣有八所私立高級小學，學生有1403人 [1]。在解放后，新中國的中小學教育又一次得到了全面的發(fā)展。雖然在學制和課程設計方面沒有顯著的變化，但學校和學生的數(shù)量都有了極大的增長。新中國的學校遍布了每一個村落，義務教育的全面實施讓每一個農家子弟都有了接受九年基本教育的可能。再加上高等教育的迅猛發(fā)展，讓一大部分學生可以走進高等教育的學府?，F(xiàn)在，四十幾萬人口的東鄉(xiāng)，每年有一千多名學子通過高考邁入了大學的校門。以上就是東鄉(xiāng)縣的教育發(fā)展歷程，雖然不能反映整個中國的情況，但基本上代表了中國農村教育的歷史。在過去的幾百年里，中國的農村教育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變化，讓農村人家的子女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在 “私塾-社學-書院-學堂-學?！?這一變化軸線上，最具決定性意義的應該是學堂的出現(xiàn)，它標志著中國教育現(xiàn)代化的誕生。感謝晚清那些主張變法的社會精英們，他們不僅發(fā)起了這場改革，部分人還為此獻出了生命。
參考資料
1. 江西省東鄉(xiāng)縣志，1989年版，饒雪貴主編。
2.《東鄉(xiāng)縣志》明嘉靖三年饒文壁編纂。
3.《東鄉(xiāng)縣志》清嘉慶十年周軾主修，吳嵩梁、黎中輔編纂。
4.《東鄉(xiāng)縣志》清康熙四年沈士秀主修，梁奇編纂。
5. 張發(fā)祥, 古代撫州書院發(fā)展探析, 《東華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 第4期。
6. 《撫州府志》光緒二年許應嶸修，謝煌纂。
7. 張小莉，試析清政府新政時期教育政策的調整 《河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年第2期。
8.《奏定學堂章程》光緒三十年。
9. 胡慶華，清朝學校教育制度的變遷， 《科教文匯》，2109年9月。
10.《中國近代史》鄭師渠遍，北京師大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