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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邸利會

責編 | 馮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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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論文答辯后不久，1948年7月，薩哈羅夫被安排進導師塔姆（Igor Y. Tamm）領導的研究小組，進行氫彈的研制。

三年前，廣島遭原子彈轟炸后，蘇聯(lián)的原子彈研制受到了斯大林的極大重視，打破美國的核武壟斷成了當務之急。他任命貝利亞（Lavrentiy Beria）為總負責。臭名昭著的貝利亞，禿頭、戴著眼鏡，也是克格勃的頭。科學方面的負責人是物理學家?guī)鞝柷⊥蟹?/span>（Igor Kurchatov）。在全國的眾多秘密設施中，庫爾恰托夫領導的莫斯科郊外的第二實驗室（“Laboratory No. 2”），以及它的分支機構Arzamas-16是核心。

Arzamas-16 在1946年春天選定，位于莫斯科以東400公里外，靠近Sarov鎮(zhèn)。一片大約250公里的隔離區(qū)劃了出來，就在大森林的邊上。宏偉的教堂、恬靜的農莊，臥在林間的木屋…… 如果忽略帶著倒鉤的鐵絲網、戒備森嚴的守衛(wèi)、排著隊早出晚歸的勞改隊伍，Arzamas-16其實還算是個幽美的居所。

1949年8月，蘇聯(lián)的首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幾個月后的1950年3月，薩哈羅夫從莫斯科移居到了這個秘密基地。

與處于半饑餓狀態(tài)的莫斯科相比，Arzamas-16就像是天堂，科學家們收入不菲，衣食無憂。甚至政治局里有人抱怨說，這里就像是一個療養(yǎng)院。

斯大林相信，如果給予這些科學家 “適當幫助”，他們可以和外國科學家一樣，出色地完成任務。

盡管情報人員無處不在，揭發(fā)舉報盛行，每個人都有嚴苛的保密要求，在這里工作的科學家卻可以頂住壓力，全身心投入工作。支撐他們的精神力量是愛國主義。

薩哈羅夫后來回憶說，他知道核武器的恐怖，沒人性，但二戰(zhàn)一樣的反人道。但二戰(zhàn)的時候，他沒做成戰(zhàn)士，在眼下的這場新的“科學戰(zhàn)役”中，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名戰(zhàn)士。

這不僅是他一個人的想法。他注意到，庫爾恰托夫不僅口頭上說他們是戰(zhàn)士，有時候在信件或者備忘錄后面的簽名都是 “戰(zhàn)士庫爾恰托夫”。

“我們（我這里的說法不僅代表我自己，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道德原則是以一種集體的心理方式塑造的）相信，作為在世界范圍內實現平衡的一種手段，我們的工作是絕對必要的?！?薩哈羅夫說。

在這樣的心理支撐下，進行任何有關核武的道德討論，似乎沒太大必要。

至少在1953年蘇聯(lián)試爆第一顆氫彈之前，就個人而言，薩哈羅夫的內心非但沒有任何掙扎，還充滿著干勁——

“因為全神貫注于這唯一的目標，也許還因為靠近勞改營和嚴格的管理，我們被激勵著，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除此之外的其余世事，似乎在兩道鐵絲網之外，很遠很遠的地方…… 這需要經過多年的時光，劇烈的動蕩，新的潮流才能撼動我們的世界觀?！?/span>

參加核武器的研制，于薩哈羅夫的學術而言，也是一件幸事。

戰(zhàn)后的蘇聯(lián)知識界，在斯大林的統(tǒng)治下，正經歷一場浩劫；而他所在的物理領域，正是因為有了核彈的研制任務，才不至于像其他學科那樣慘遭滅頂之災。

1947年5月，斯大林對三位作家說——

“拿我們中的知識分子來說，科學知識分子、教授、醫(yī)生，在蘇聯(lián)的愛國主義方面，他們沒有受過足夠的教育。他們對外國文化有一種毫無道理的欽佩。他們都覺得自己還未成年，沒得滿分，他們習慣把自己想成是永遠的學生…… 開始是德國人，之后是法國人，對外國人崇拜…… 一個簡單的農民，不會平白無故地摘下帽子，低頭；但這些人，沒有足夠的尊嚴和愛國主義，不了解俄羅斯扮演的角色?！?/span>

斯大林還給幾位作家看了一份即將發(fā)表的信，里面譴責蘇聯(lián)科學家，竟把一篇治療癌癥的論文寄到美國的出版機構發(fā)表。

反對外國文化的政治風氣讓學術平庸的李森科（Trofim-Lysenko,1898-1976）嗅到了機會。1948年7月，李森科和斯大林見面，承諾如果允許他擊敗科學上的反對者，阻止他們干擾自己的工作，就可以大大提高農業(yè)產量。

全蘇列寧農業(yè)科學院（Lenin All-Unio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馬上召開特別會議，審查生物學的現狀。李森科在會上的報告經過了斯大林的親自編輯，其中聲稱，遺傳學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遺傳學是資產階級捏造的學問，旨在破壞真正的唯物主義生物發(fā)育理論。雖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對，但李森科在會議結束時強調，“黨中央審查并批準了我的報告”。不久，大量的蘇聯(lián)遺傳學家遭到革職，這一學科幾乎廢掉。

接下來的兩年，為了根除外國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生理學、天文學、化學和民族志方面的會議也相繼召開。薩哈羅夫所在的物理學也不例外，一場針對外國物理學理論，尤其是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大批判正在發(fā)酵。

1948年12月17日，以高等教育部副部長托普切耶夫（A. V. Topchiev）為主席的籌辦委員會成立，籌劃在1949年3月16日召開全蘇物理學大會（All-Union Conference of Physicists），討論蘇聯(lián)物理學的缺點。

然而，大會臨近，卻突然被取消了。幾種不同的說法指向斯大林，是他命令取消批判大會，原因是怕影響到核武器的研制。

根據物理學家阿齊莫維奇（Lev Artsimovich）的說法，在1949年3月中旬，三名頂尖物理學家要求貝利亞取消會議，理由是會影響到蘇聯(lián)的物理學，尤其是會對核武器研制造成干擾。貝利亞說，他自己不能下這個決定，得請示斯大林。斯大林同意取消會議，說，“先讓他們安心搞。之后我們想槍斃他們，隨時都可以”。

就這樣，核武的研制部分挽救了蘇聯(lián)的物理學。

1952年，為當年的批判大會準備的部分論文發(fā)表，其編輯抱怨說，在和意識里的資本主義殘余作斗爭方面，蘇聯(lián)物理學家落后于農業(yè)生物學、生理學等領域的專家。

當然，這兩個學科已然遭到徹底清洗。

物理學家朗道（Lev Landau）說，核威懾成功的第一個明證就是挽救了蘇聯(lián)的物理學。

雖然薩哈羅夫的大量時間被緊張的核武研制工作占用，在此期間，他還是和導師進行了有關可控核聚變的研究。

這項研究在1951年寫就，7年后，蘇聯(lián)科學院在日內瓦和平應用原子能會議前夕以俄文出版。其核心思想是用環(huán)形磁場，約束炙熱的等離子體。他們的這項工作是之后托卡馬克（Tokamak）等類似裝置的發(fā)端。

薩哈羅夫到Arzamas-16三年多后，氫彈研發(fā)取得了成功。1953年8月12日，蘇聯(lián)第一顆氫彈試爆成功。

10月，32歲的薩哈羅夫當選為蘇聯(lián)科學院院士。這一年，他還被授予了斯大林獎、列寧獎、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1955年11月12日，蘇聯(lián)氫彈再次試驗成功，次年，薩哈羅夫又被授予了列寧獎、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

薩哈羅夫的事業(yè)達到了頂峰，他成了蘇聯(lián)的 “氫彈之父”、民族英雄。

他說，“為我們的國家，為世界力量的平衡而制造一件屬于蘇聯(lián)的核武器，對這個的重要性我毫不懷疑。被繁重的任務所占據，我非常努力地工作，獨創(chuàng)或與人合作提出了幾個關鍵想法?！?/span>

不過，在這之后，隨著蘇聯(lián)繼續(xù)核武的大規(guī)模試驗，他的內心起了變化。

在1955年的那次核爆之后，薩哈羅夫就表示，希望這樣的武器永遠不被使用。然而，當時核爆試驗的負責人給他講了一則寓言，言外之意，這不是薩哈羅夫他該操心的事。

之后，薩哈羅夫也請庫爾恰托夫去找赫魯曉夫（Khrushchev），勸說其不要再進行大型的核試驗，依然沒有成功。

1957年，庫爾恰托夫請薩哈羅夫寫篇文章，揭露美國所謂的 “無污染核彈”（“clean bomb”）。

薩哈羅夫沒有把這項任務簡單地當成是宣傳，他用當時生物方面的數據，仔細做了估算。他的結論是，一個百萬噸級的所謂 “無污染” 氫彈，將產生足夠的放射性碳，可以引發(fā)全球性的持續(xù)惡果，——未來的8000年內，將導致全世界范圍內6600例死亡。

1958年，在蘇聯(lián)宣布暫停核試驗后不久，薩哈羅夫發(fā)表了兩篇文章（“Radioactive Carbon from Nuclear Explosions and Nonthreshold Biological Effects” 以及 “The Radioactive Danger of Nuclear Tests”）。與美國部分科學家（如美國的氫彈之父泰勒）以及大多數蘇聯(lián)同事的觀點相左，在薩哈羅夫看來，不管核塵降引發(fā)的健康危害有多小，都已得到科學的證明，那必然就會面臨道德上的拷問——這些無辜的生命招惹誰了？

“可怕的罪行已然犯下，我竟無法阻止！無能為力、難以忍受的苦澀、羞恥和屈辱壓倒了我。我把臉伏在桌上，哭了起來。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教訓：你不能坐在兩把椅子上。” 他說。

1961年，薩哈羅夫親自給赫魯曉夫寫信，堅決要求暫停核試驗。1962年，他再次要求不要在大氣進行大規(guī)模核爆。這些呼吁都遭到忽略。

據說，在一次著名武器科學家出席的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晚宴上，赫魯曉夫當面拒絕了他的請求——

 “把政治留給我們…… 我們是專家。你就只管制造炸彈，并測試它們，我們不會干涉你…… 記住，我們必須從實力的角度來執(zhí)行我們的政策…… 薩哈羅夫，不要試著告訴我們該做什么或如何表現。我們了解政治。如果我聽薩哈羅夫這樣的人的話，我會成為一只水母，而不是部長會議主席！”

薩哈羅夫沒有放棄。

在蘇聯(lián)和美國的核談判陷入膠著之際，他勸說蘇聯(lián)當局，接受美國提出的部分禁止核試驗的方案。1963年8月5日，蘇聯(lián)、英國和美國在莫斯科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禁止了除在地下外的一切核武器試驗。

“我認為莫斯科簽訂的條約具有歷史性意義。它挽救了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人的生命，如果繼續(xù)進行試驗，這些人可能會喪生。也許更重要的是，該條約是朝著降低熱核戰(zhàn)爭風險邁出的一步。我為自己對莫斯科條約的貢獻感到自豪。” 薩哈羅夫說。

在核武器的研制基本完結后，薩哈羅夫和同事們也陸續(xù)回歸了學術。

1964年，薩哈羅夫成功阻止了李森科的一位親信當選蘇聯(lián)科學院院士。他宣稱，李森科應為蘇聯(lián)生物科學的一段可恥時期負責。李森科被斯大林認為是 “生物學的首席”，即使斯大林在11年前就已經死去，公然反對李森科依然需要勇氣，畢竟，李森科和臺上的赫魯曉夫依然親近。

在薩哈羅夫等人的激烈反對下，這位最終未能入選。據說，赫魯曉夫極為震怒，號稱要解散科學院。不過，赫魯曉夫在當年10月失去了權力，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薩哈羅夫以及其他科學家的努力，挽救了蘇聯(lián)的生物學。1965年，在基礎科學上沉寂了16年之后，他發(fā)表了自己宇宙學方面的論文。此時的薩哈羅夫也已經意識到，除了科研，他應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1967年，他準備了一份關于戰(zhàn)略平衡和核軍備競賽的秘密備忘錄，建議蘇聯(lián)領導人接受美國關于暫停反彈道導彈防御的提議。他認為，這樣的防御體系是極其危險的，他稱之為 “相互保證的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有不如沒有。

薩哈羅夫提議將他的建議公開發(fā)表在媒體上。他希望，“西方科學知識分子群體…… 在有利的條件下能夠遏制他們的 ‘鷹派’。這些團體在莫斯科禁試條約的準備工作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但蘇聯(lián)領導人拒絕了薩哈羅夫的提議，告訴他，手稿 “不適合發(fā)表”。

薩哈羅夫決定自己采取行動。

1968年5月，他完成了第一篇非物理的論文——《關于進步、和平共處和學術自由的思考》（“Reflections on Progress,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他說，他不認為自己是 “社會問題專家”，但在反導問題引致的熱核戰(zhàn)爭威脅方面，他是頂尖的專家。他希望美蘇雙方能進行 “公開、真誠的討論”。

這篇文章指出，在技術層面，熱核武器存在三方面的危險，足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

首先，熱核爆炸有巨大的摧毀能力，一顆 “典型” 的3百萬噸級的核彈，其爆炸起火面積是廣島核彈的150倍，100平方公里將被完全摧毀，如果是地面的核爆，放射性塵埃覆蓋的致命性暴露區(qū)域將達幾萬平方公里；其次，在研發(fā)結束后，核彈和火箭的大規(guī)模生產，其成本相對比較低廉，差不多和戰(zhàn)斗機成本一樣；第三，如果遭遇的是大量攜帶核彈的火箭攻擊，事實上不可能阻止，專家們都很清楚這點。

薩哈羅夫的這份手稿被輾轉帶到了國外，最終在1968年7月由荷蘭報紙Het Porool 和《紐約時報》發(fā)表，引起相當大的反響。他成了世界性的名人。

隨之而來的代價是，他被吊銷了安全證書，禁止從事任何與軍事有關的研究。次年5月，他接受了聘書，回到了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

進入1970和1980年代，薩哈羅夫繼續(xù)大聲呼吁，停止核競賽，進行核裁軍。

在1975年，他寫道——

這一年的12月10日，薩哈羅夫被授予了諾貝爾和平獎，表彰 “他為人權、裁軍和所有國家之間的合作所作的斗爭”。由于不允許出國，妻子代他前往奧斯陸領取了獎章，并發(fā)表了 “和平、進步與人權” 的演說。

多年的人權抗爭、反戰(zhàn)、反核，讓蘇聯(lián)當局終于對他忍無可忍。1980年1月22日，薩哈羅夫被無限期地流放至高爾基（Gorky），剝奪了勛章，理由是他不配再擁有這些國家獎項帶來的榮譽。

在流放幾個月后，6月8日，薩哈羅夫寫道——

與此同時，他認為，美國的戰(zhàn)略防御計劃（the US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及其部署可能會破壞核平衡。

在度過了五年的時光、經歷了幾次絕食抗議后，薩哈羅夫迎來了曙光。

1985年3月10日，契爾年科（Chernenko）去世，戈爾巴喬夫繼任總書記。第二年的12月16日，戈爾巴喬夫打電話給薩哈羅夫，邀請他返回莫斯科并“繼續(xù)他的愛國工作”。一周后，薩哈羅夫和妻子返回到了莫斯科。

薩哈羅夫也被批準可以出國訪問。他在1988年11月得以第一次訪問美國。在華盛頓舉辦的泰勒80歲宴會上，薩哈羅夫和這位美國的 “氫彈之父” 見了面。他談到自己和泰勒的很多相似之處，也談到了一些不同。他這樣說——

多年的抗爭消耗著薩哈羅夫的生命，他看起來比很多人都蒼老得多。1989年12月14日，他突發(fā)心臟病去世，年僅68歲。

英國人羅特布拉特、美國人鮑林與蘇聯(lián)人薩哈羅夫，他們在世界的不同地區(qū)活動，但都有著共同的理念，為了人類的和平與福祉，反對、消除核武器。他們生前幾乎是彼此獨立地工作，交集不多。

薩哈羅夫參加過第155和164屆的帕格沃什（Pugwash）會議，羅特布拉特當時也在場，想必他們有過短暫的接觸。在薩哈羅夫遭遇迫害之時，羅特布拉特也曾對他施予援手。

鮑林與羅特布拉特都是1955年7月發(fā)布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的簽名者。鮑林參加過第2、3、11、15屆的帕格沃什會議，羅特布拉特當時在場。

薩哈羅夫在1978年曾寫信給鮑林，請他幫忙呼吁，釋放三位被蘇聯(lián)當局關押的科學家——物理學家奧爾洛夫（Yuri Orlov）、數學家博隆金（Alexander Bolonkin）和生物學家科瓦列夫（Sergei Kovalev）；1981年，薩哈羅夫再次寫信給鮑林，請他幫忙釋放這三位蘇聯(lián)科學家，以及科瓦列夫的兒媳婦。這一年，除了公開求援信外，薩哈羅夫再次給鮑林單獨寫信，懇求他幫忙敦促蘇聯(lián)當局釋放他的兒媳婦。

1980年薩哈羅夫被放逐到高爾基之后，1981年4月，鮑林和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赫茨伯格（Gerhard Herzberg）致函蘇聯(lián)總理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和加拿大駐蘇聯(lián)大使，要求 “結束對薩哈羅夫的監(jiān)禁”。該年8月，鮑林再次給勃列日涅夫寫信，要求釋放薩哈羅夫，但一樣石沉大海。1983年中，鮑林給蘇聯(lián)科學院和蘇聯(lián)總理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發(fā)電報，邀請薩哈羅夫來鮑林主持的科學與醫(yī)學研究所做研究。得知這一提議后，薩哈羅夫公開宣布他愿意移民，但蘇聯(lián)拒絕給予他出境簽證。

鮑林的這些努力沒有起到作用，他最終也沒能和薩哈羅夫見過面， 1983年1月，他說——

羅特布拉特、鮑林、薩哈羅夫，為了最終消除核武器，他們三人終其一生，孜孜不倦地奮斗，雖九死其猶未悔。

他們是知識分子良心的杰出代表，他們的精神值得銘記，他們未竟的遺志還有待后人去實現。